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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中國人深信的兩份傳世奇圖 暗藏一個千年謊言？

河圖 洛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導讀】，《河圖》《洛書》是中國上古流傳下來的兩幅神秘圖案，被后世看作中華文化、陰陽五行術數(shù)之源 。漢代儒士認為，河圖就是八卦，而洛書就是《尚書》中的《洪范九疇》 。河洛之辭，最早見于《尚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又見于《論語·子罕》：“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系辭上》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之說 。
對此，黃宗羲、黃宗炎作出嚴厲批評，明確“河洛”為地理方冊，澄清“河洛”與《周易》的關系，全力駁斥漢宋“河洛”之說 。究其緣由，黃氏兄弟身處明末清初社會政治亂局和以理學反動為主的文化思潮中，清算朱熹易學是其社會文化反思的一部分 。在王朝政治失序，整體的政治文化和個體的精神價值急需重建之時，他們試圖以澄清“河洛”之說為切入點，解決當時的精神危機 。
晚清民國之際，中國社會急劇變革，黃氏兄弟的政治思考、批評意識和理學反動精神又適逢其時，得到梁啟超、章太炎、錢穆、胡適等諸多學者的重視 。正如錢穆所言，“晚明諸遺老的史學，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理學’，亦可說是一種‘新理學’，他們要用史學來救世教人 。”
黃氏兄弟的批評，一度對“河洛”之說產(chǎn)生嚴重沖擊 。本文作者認為，“河洛”之于現(xiàn)代，不必然成為中國文化重建的重要部件和處理對象，但仍需在重建過程中給予適當位置 。我們今天如何恰當?shù)靥幚硐瘛昂勇濉边@種在歷史上與當前都存在爭議的問題，更加考驗我們如何定義和對待“傳統(tǒng)”及“中國”，而不僅僅是把它們當作“迷信”或是“文化圖騰” 。
“河洛”批評與自覺
——基于黃宗羲、黃宗炎的
《河圖》《洛書》批評及再研究
先秦典籍中有關“河圖”“洛書”（簡稱“河洛”）的記載甚為寥寥，但漢代以后對“河洛”的敘述、闡釋和討論從未間斷，以至史料層累、橫議頻出、卷帙繁多 。黃宗羲、黃宗炎是其中堅定的批評者，前者所論言簡意賅，后者增益擴展，辭氣峻厲，二人相互補充，對“河洛”之說形成疊加沖擊，影響深遠 。他們以經(jīng)書為本，對所涉“河洛”記載予以分析，嚴詞駁斥漢宋諸說，就“河洛”與易學、儒學、儒道關系等進行反思批評；同時，黃氏兄弟的“河洛”之說也暴露出觀點、論證方面的諸多缺陷，對“河洛”內涵與歷史發(fā)展的認知、解釋亦有明顯不足；但他們立足“河洛”所呈現(xiàn)的觀點論證、批評意識、經(jīng)世面向引發(fā)后世持續(xù)關注和討論，多被現(xiàn)代學者肯定，不失為“河洛”研究，乃至學術思想批評史上的代表性事件 。黃氏兄弟之“河洛”批評及再研究，一方面可就經(jīng)典認知、思想闡發(fā)、價值追求、文化批評等多個方面繼續(xù)探討；一方面亟當對“河洛”問題在現(xiàn)在學術、思想、文化體系下的處境進行反思，既從中獲取文本解讀、史料分析和學術批評的經(jīng)驗，又切實思考如何認識傳統(tǒng)、重估傳統(tǒng)，進而獲取進行文化自覺和文化重建這一系統(tǒng)性工程的歷史經(jīng)驗、學術路徑和思想方略 。
河圖|中國人深信的兩份傳世奇圖 暗藏一個千年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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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問題的考證與解釋
黃宗羲、黃宗炎本之經(jīng)書，申明“河洛”為地理方冊，澄清“河洛”與《周易》的關系，全力駁斥漢宋“河洛”之說，以極為鮮明的觀點、較為嚴謹?shù)恼撟C，產(chǎn)生了很好的論辯效果 。更重要的是，他們敏銳發(fā)現(xiàn)“河洛”之說產(chǎn)生、演變中的問題，并且就此對儒學、儒道思想加以批判，使“河洛”成為經(jīng)學、儒學和文化問題討論的焦點 。

“河洛”之說，初極簡單，然而屢經(jīng)學者闡述，致其文獻繁雜、真?zhèn)谓豢?。黃氏兄弟力排眾說，首先明確有關“河洛”的可征可用的文獻范圍 。黃宗羲認為，儒家經(jīng)書中僅《尚書》《周易》《論語》和《禮記》四種言及“河洛”，其中直接涉及“河圖”“洛書”的僅《易傳》一種，即云“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周易·系辭上》） 。此為“河洛”文獻出處與討論的核心來源，也是“河洛”問題提出與爭訟的發(fā)端；基于《尚書》的記載，黃氏兄弟論證“河洛”原本，作為其說的重要支撐；《禮記》在他們看來，乃漢人所作，不足為憑 。
確定以經(jīng)書為本，對二人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一者出于堅定執(zhí)著的儒家價值信仰，欲在亂世之中以孔子與六經(jīng)作為撥亂反正、重塑文化信念的根本；二者經(jīng)書確為被普遍信奉的歷史記載，是厘清“河洛”問題本原最為關鍵可靠的原始文獻，由此研判經(jīng)書與其他眾說，在儒學系統(tǒng)內達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效果；三者，黃氏兄弟對傳統(tǒng)學術思想史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六經(jīng)在他們看來是孔子刪定、無可非議之圣學，后世增列之經(jīng)難以媲美，附于“河洛”之上的漢之讖緯、宋人演繹和明儒因襲之舉皆遭摒棄 。黃宗羲斥責九流百家竄入《周易》致使《易》之本意反晦，宋代圖書之學穿鑿附會，不合圣經(jīng)，并“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jīng)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受業(yè)者必先窮經(jīng)”（見朱鑄禹校，第219頁） 。回歸六經(jīng)，在儒家內部既是經(jīng)常被用以批評異說的論辯之法，也是建立和形成共識的有效途徑，黃宗羲、黃宗炎的“河洛”學說之所以在清初以至很長時間內獲得認可，與此有莫大關系，同時也是明末遺民從孔子與六經(jīng)入手重建民族文化信念和個體精神價值的普遍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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