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很容易被造型特別的展品吸引眼球,雖說是宋瓷,竟然能看到鼎、鬲、琮、樽、觚等先秦時期的古禮器,實在與大眾印象里的宋代風物有挺大差別 。只不過這些物件并非青銅器,而是精美的瓷制品 。在中國瓷器史上,南宋之前,很難見到這些先秦禮器以瓷器的面貌出現(xiàn) 。那么后來它們?yōu)楹螘绱思械赜楷F(xiàn)于南宋實質(zhì)上的“都城”臨安呢?這與一場傾國離亂——靖康之變相關 。而一切的源頭,還要追溯到北宋的亡國之君宋徽宗趙佶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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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窯灰青釉雙耳香爐,南宋,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汴京官窯的迷霧
在我國瓷業(yè)發(fā)展史上,宋代是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瓷窯遍布大江南北,名窯迭出,瓷器亦品類繁多,各競風流,并開始對歐洲及南洋諸國大量輸出 。宋代瓷業(yè)以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定窯五大名窯為代表,其中“官窯”最易引起歧義 。從字面上來看,廣義的官窯泛指歷代官府燒造瓷器,貢器或者官場皆可作此稱 。但在瓷器史上留下濃墨重彩、躋身五大名窯之一的那個官窯則是特指宋代由宮廷所設,為皇家燒制瓷器的窯場 。南宋以后,“官窯”成了特定的專有名詞,后世歷代皇家所設窯場所燒制的瓷器則以“御窯瓷”代稱 。
官窯有北宋與南宋之分,其中北宋官窯存在巨大爭議,連設窯的時間、地址本身也有不少謎團 。導致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至今沒有找到任何北宋官窯的遺址;二是北宋官窯存世的瓷器極其稀少,僅有的幾件還是存疑狀態(tài) 。學界甚至有較激進的一種觀點,認為北宋官窯壓根就不存在 。但是北宋官窯的確有明文記載,南宋文人顧文薦在《負喧雜錄》里記載:“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 。”另有葉寘于《垣齋筆衡》中記載:“政和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 。”“宣政”宋徽宗的兩個年號“宣和”與“政和”,也就是說官窯出現(xiàn)于北宋末年 。顧文薦和葉寘都生活在距離宋徽宗時代不遠的南宋,他們的記載應是較為可信的 。但為什么即使有文獻還會存在爭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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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三登方壺,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不妨從具體器物來分析,現(xiàn)收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北宋官窯弦紋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最具特色之處在于仿漢代銅器式樣,器身布滿大片紋,縱橫交錯,線條簡潔雅致,凸起的弦紋增強了器物的裝飾性,釉色則給人凝厚深沉的玉質(zhì)美感 。這種仿制古青銅器物與后來南宋官窯器的特點很一致 。而且北宋官窯的釉色、胎質(zhì)都與官汝窯不同,釉層較薄,并有“紫口鐵足”,只有在裹足支燒這個特點與汝窯相似 。
當然,只憑器物推測依然很難定論,要知道沒有在窯址出土的東西,即使有古代大咖的認證,也難以成為鐵案 。最典型的例子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壺,這件文物是清宮舊藏,早年被定義為北宋官窯所制,最關鍵的依據(jù)就在三登方壺足內(nèi)面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詩《詠官窯三登瓶 》:“修內(nèi)成秘器,年陳陶氣澄 。那馀下策火,祗裂細文冰 。葆有精神足,疵無髺墾曾 。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 。”詩末署“乾隆甲午季春(1774)御題” 。作為皇家舊藏,又有乾隆皇帝御筆認證,理論上很有說服力了 。但這件文物依然引起了專業(yè)人士爭議,有觀點認為此物是清代宮廷的仿制品,并不屬于北宋時期 。也有觀點認為三登方壺是明宣德時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連“大收藏家”乾隆帝也把它當作北宋官窯的器物 。這些觀點你來我往,各有各的道理,最后搞得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拿不準了,于是近年又將原先定義粉青三登方壺年代的“北宋”標簽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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