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因為我國判決離婚所依據的是夫妻雙方的感情是否破裂 。而離婚類案件的難點在于對夫妻真實感情狀況的判斷 。對于時間、精力、職權都受限的法官來說，他們每天處理那么多的離婚糾紛案件，往往傾向于一種程序化的處理方式，有時候就會演變為一刀切的狀況 。比如，有一段時期，當夫妻一方第一次提出離婚，法官往往判決不離（也就是我們說的一審不離），等到第二次提出時，法官直接判離 。這幾年這種狀況有所好轉 。
而在取證方式上，以往都是由法院來取證，現在轉變成當事人自己提供，也就是你說的從“職權主義”轉向“當事人主義” 。尤其涉及爭議性的離婚糾紛時，以前法院的做法是會跑到你家各種調查，和當事人聊，和鄰居聊，我的書中有相應的案件記錄，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法官對離婚訴訟的調查處理真是極其細致 。現在基本不會了 。但我們也知道，在許多時候，當事人是無法自己提供的 。例如，女性想要調查丈夫是否在婚內轉移財產，就必須去銀行找證明，但銀行是不會提供證明的，所以就無法取證 。這在涉家暴的離婚案件中尤為明顯 。
法律應該面對社會實際，在調查取證程序上注意到婚姻家庭糾紛的特點，根據具體事實情形有效解糾紛；根據具體案件事實，注重離婚損害補償制度的真正適用，以及在財產分割時要考慮婦女家庭勞動貢獻等，如此方能使得注重實質正義的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真正發揮保護婦女權利的作用 。
新京報：在這本書的最后，你寫道：在由“家-個人”的轉變的過程中，又正在重回“祖蔭”中國的家庭關系因財產權利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在改變的過程中，也在重新構筑新的家庭倫理 。在你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主義”正在發生怎樣的轉變？它對于婦女權益相關的法律制定與實踐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趙劉洋：首先，中國的家族主義在今天仍然在延續著 。最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有關婚姻法的司法解釋 。它規定了父母給子女一方的贈與或者是購買的財產，在夫妻離婚時是不分割的 。
表面看起來，這似乎意味著夫妻一方的財產歸個人，依據的是一種個人主義原則 。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司法解釋，在血親和姻親原則上，法律選擇血親原則 。所以，我們國家的法律實際上是站在支持父母一方 。這本身就是家庭主義的一種體現 。
今天，一個二三十歲的普通年輕人很難有財力買房，所以婚前購房基本都是父母出資 。這樣一來，子女與父母無論是情感還是財產關系必然是深度綁定，甚至是高于夫妻雙方的關系 。
文章圖片
電影《買房》劇照 。
它對婦女權利的影響是復雜的 。我的看法是，女性在以后的婚姻財產權上受到的保障實際上變弱了 。比如說當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結了婚，房產是婚前男方父母購買的 。接下來，不管他們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女方在婚姻存續期間付出了多少（生育/家庭勞動），離婚的時候依舊分不到房 。哪怕法院出于保護弱勢的態度，提出競價，但許多女性因為經濟狀況仍舊是吃虧的 。
同時，法律的變化也可能會反過來影響社會的變化 。比如再過10年，社會觀念關于婚房的購買可能會天然地是由夫妻雙方共同購買 。但它同時也對婦女一方的經濟地位提出更高的要求 。總之，目前的法律在表面上看是突出（夫妻）個人主義原則，在社會影響方面反倒是強化了（子女和父母）家庭主義原則 。
新京報：接下來的寫作計劃是什么？
趙劉洋：在學術寫作方面，我有一個“法治與中國社會轉型”三部曲的寫作計劃 。這本書是第一本 。在這本書中，我是從性別視角來探討中國的法治道路，也就是法律和道德應該如何依據中國社會實際進行結合，才能夠使得婦女實現更好的權利保障 。
我目前正在著手寫的第二本書（《市場轉型、法律實踐與日常生活》），其實是進一步擴展這本書的問題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經歷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市場轉型 。我想要具體研究市場轉型給我們中國普通民眾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尤其是從法律實踐的角度來看待市場轉型的復雜影響 。
我還計劃寫第三本書，更加突出歷史與理論的結合，通過對中西法治歷史演進過程進行比較，嘗試總結和提煉中國法治道路的內在邏輯 。
作者｜青青子；
編輯｜青青子；
【清代|從清代“賣休”案談起：近三百年來的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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