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南京中山陵和1926年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設計正值伯施曼著作出版之時 。兩處主體建筑在整體造型和細部處理上并沒有明顯地效仿任何伯施曼著作提供的實例 。建筑師呂彥直曾作為茂飛的繪圖員 ， 在1919年參與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中國風格校園建筑的設計 ， 所以他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了解應當另有來源 。不過從兩處建筑群的個別小品和一些細部依然可以看出他曾參考了伯施曼的著作 。通過對比不難發(fā)現(xiàn) ， 中山陵祭堂前廣場兩端的華表的柱頭、柱身甚至須彌座的造型都與《中國建筑與風景》與《中國建筑》中的華表如出一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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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園的藏經樓 。盧樹森攝于1935年 。
上述實例說明 ， 20世紀20—30年代大多數(shù)建筑家對于中國建筑尚缺乏系統(tǒng)了解 ， 且無力實地考察 。在這種情況下 ， 一些有關中國建筑的圖片材料便充當了中式建筑設計以及有關論述的參考 。伯施曼的《中國建筑與風景》和《中國建筑》所記錄的中國建筑類型豐富 ， 圖片清晰 ， 因而受到學界的廣泛重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盡管伯施曼著作中的材料得自當時中國的14個省 ， 具有廣泛性、多樣性 ， 但上述建筑家們并無意效仿其中裝飾繁冗或造型夸張的地方風格 ， 而更傾向于參考清代的北方官式建筑進行修改 。伯施曼也因此通過自己的調查服務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式建筑的創(chuàng)作 ， 或如傅朝卿所說的“20世紀中國新建筑官制化的歷史” 。
不僅如此 ， 伯施曼還通過這些資料與自己的見解對中國近代以營造學社為主導的中國建筑史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 。1924—1927年 ，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期間 ， 伯施曼《中國建筑與風景》的英文版以及《中國建筑》先后出版 。但梁思成對它們連帶其他一些同時期西方學者的中國建筑研究著作并不滿意 。梁思成曾在1947年評論說：“他們沒有一個了解中國建筑的文法 ， 對中國建筑的描述一知半解 。”然而這并不意味他拒絕參考這些西方人的研究 ， 如他在1935年與學生劉致平合作編纂的《建筑設計參考圖集》就包括了“臺基”“石欄桿”“店面”“柱礎”“琉璃瓦”等中國建筑細部的分類介紹 ， 這些內容在伯施曼著作中也都有詳細的對應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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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的華表 。
梁思成的著作中還轉用了伯施曼著作的一些調查材料 ， 如其《圖像中國建筑史》中的北京西山無梁殿即引自伯施曼著作 ， 而且梁思成還注明這本書的北平西山碧云寺金剛寶座塔也描摹自伯施曼著作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 ， 梁思成所描摹的金剛寶座塔刪除了原圖中的雕刻 ， 這表明他研究中國建筑的視角與伯施曼有所不同 。科格爾曾說：“梁思成試圖根據(jù)西方學院派的體系尋找中國民族建筑的一種新表述 ， 而伯施曼則以一種整體性的方法去涵蓋一個依然活生生的文化 。”金剛寶座塔的兩種不同表達進一步說明 ， 對于伯施曼來說 ， 建筑是一種意義的載體 ， 他不能忽視其含義；而對于梁思成來說 ， 傳統(tǒng)建筑的造型和結構更重要 ， 因為只有它們對現(xiàn)代建筑有借鑒意義 。
1932年伯施曼通過中國駐柏林代辦公使梁龍君致函中國營造學社 ， 并附贈他的著作《中國寶塔》 ， 表示希望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通訊研究員 。伯施曼隨后受到營造學社聘請 ， 他的工作因此也更為營造學社的成員們所了解 。1932年3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卷第1期“本社記事”中曾提到伯施曼的贈書及營造學社的另一位通訊研究員德國學者艾鍔風（Gustav Ecke）與中國社員翟兌之、葉公超合作對贈書進行節(jié)譯的消息 。同年9月《匯刊》第3卷第2期“本社記事”中還有朱啟鈐對伯施曼贈書的說明 。而伯施曼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實例 ， 如《中國建筑》中的“蘇州玄妙觀”和“西康雅安高頤闕”等 ， 也應當為中國營造學社按圖索驥進行古建筑調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 。此外 ， 營造學社社員王璧文（璞子）在1943年出版了專著《中國建筑》 ， 書中的“蘇州玄妙觀彌羅閣”“北京妙應寺塔”“四川灌縣竹索橋”等插圖也是采自伯施曼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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