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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減少的勞動人口，如何供養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 二 )


在老齡化程度嚴重的上海和北京 ， 很早就提出了“9073”或“9064”模式 ， 即90%的老年人居家養老 ， 7%或6%的老人依托社區養老 ， 剩余3%或4%的老人在機構養老 。
這樣的規劃 ， 不僅是因為居家便宜 ， 更是因為相應的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的服務體系并沒有搭建起來 。
民政部2018年數據顯示 ， 全國擁有養老機構2.9萬余家 ， 養老床位730萬張 ， 僅占全國老年人口數量的3.1% ， 缺口巨大 。
社區養老也發展緩慢 ， 這種稱為“沒有圍墻的養老院”的養老模式 ， 可以是開在家門口的老年食堂、提供暫托服務的日間照料中心 ， 也可以在需要幫助時 ， 一個電話呼叫護理員上門 。
所以 ， 社區養老集中了居家和機構的優勢 ， 兼顧了情感與照料需求 ， 或許會成為最符合中國特色的未來養老模式 。
然而 ， 由于老人居住地分散 ， 企業需要雇傭大量的專業人員 ， 并將其有效地組織、分配到老人家中 ， 護理員在路上奔波耗費大量時間 ， 增加了工作時長和辛苦程度 。
政府主要通過市場來推動養老 。 但是對于企業來說 ， 社區的分散意味著人力成本上升 ， 實際上并沒有多少企業愿意提供服務 。 就像醫療資源的最大化 ， 必須是病人去醫院 ， 如果是醫生上門 ， 一天看不了幾個病人 。
40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 ， 養老機構上門服務的動力在哪里？
在八點健聞了解的許多家庭中 ， 60、70歲的低齡老人子女照顧80、90歲的高齡父母 ， 正在越來越普遍 。 剛剛退休 ， 原本計劃頤養晚年的低齡子女 ， 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精神追求 ， 扎進繁瑣的照護工作中 ， 許多人患有慢性病 ， 身體情況并不算好 ， 還要照顧更加年邁的父母 。
“居家、社區、機構”是三位一體的 。 ”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曾指出 ， “其中 ， 居家和社區尤其密不可分 ， 沒有社區作為依托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實實在在的養老服務 ， 居家就變成個人家庭養老了 。 ”
不過 ， 養老體系的匱乏并不意味著家庭養老會持續 。
傳統的多代同堂的家庭規模正在瓦解 。 從小鎮“向上流動”進入大城市 ， 在城里“996”奮斗的“打工人”是年輕一代 ， 留在老家的是他們老去的父母 。 與10年前相比 ， 戶口與常住地分離的人增加了2.3億 ， 增長88.52% ， 流動人口增加超過1.5億人 ， 增長69.73% 。
當家庭規模結構日趨小型化和核心化 ， 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 艱難在城市立足的獨生子女面臨多重壓力 ， 雙職工家庭抽不出時間和精力照顧老人 ， 老人也不敢指望子女承擔全部生活照料 。
無論哪種養老模式 ， 而作為最核心的照料人 ， 護理員的照護質量直接決定了老人度過怎樣的晚年 。
低質量服務提供方的背后 ， 是養老服務人才的巨大缺口 。 根據民政部資料 ， 全國現有200多萬老人住在4萬多個養老院內 ， 但是工作人員只有37萬 ， 37萬里面真正的護理員僅有20多萬 ， 持證人員僅數萬人 。 平均算下來 ， 一個護理員差不多要服務近10位老人 。
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養老院 ， 因為招不到人 ， 只好雇傭70歲的高齡護工照顧入住老人 。 這些高齡護工也是來自周圍農村的老人 ， 年齡大、學歷低 ， 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專業培訓 ， 增加了發生意外的風險 。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對養老院有強烈需求的老人們支付能力不足 ， 養老院無法雇用有專業技能且足量的年輕護工 ， 服務質量也就難以保障 。
低下質量的服務質量又很難吸引老人 ， 養老院的入住率進一步降低 ， 隨之而來的是收益降低 ， 從而需要再考慮降低成本 ， 減少護工工資 ， 服務質量進一步下降 。
未富先老
中國式養老困局
關于中國式養老困局 ， 有一個悖論 。
一方面 ， 養老院 ， 提供照護服務的護工 ， 存在著巨大缺口 。
另一方面 ， 養老院的實際入住率不到一半 ， 多數養老院處于虧損狀態 。
這是由中國老人的支付能力決定的 。
因為支付能力低下 ， 所以養老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都處于較低水平 。
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與老齡化基本同步 ， 中國則是“未富先老” ， 可供養老年人的社會財富還沒積累完成 ， 這部分龐大的人群就已經老了 。
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在論文中分析 ， 勞動收入逐漸減少乃至消失 ， 加上中國城鄉養老保險尚處于低水平、廣覆蓋的階段 ， 老年人的消費力會有明顯下降 。
隨之而來的還有分配難題 。 蔡昉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 在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情況下 ， 做大蛋糕的速度放慢 ， 一方面對分好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難度也在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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