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局面前的“麻將桌”:讓藥企、患者、醫院、政府都無輸家( 二 )
豪森、科倫、齊魯等中選品種較多的企業在2月4日一早就紛紛對外宣布“好消息” 。 健識局梳理本次中標的企業名單發現 , 揚子江藥業7個品種中標 , 齊魯制藥、石藥集團、中國生物制藥均有6個品種中標 , 復星中標5個品種 , 科倫藥業、東陽光藥各有4個品種中標 。
其中 , 齊魯制藥的鹽酸普拉克索片、普瑞巴林膠囊及注射用比伐蘆定均是2020年獲批上市的新藥 , 此次選擇低價中標 , 無疑是想通過藥品集采的政策優勢 , 迅速打開醫院市場 。
而科倫藥業的丙泊酚中/長鏈脂肪乳注射液獲批僅僅不到半年的時間 , 但面對全國藥品集采毅然選擇降價 , 這也促使原研藥企費森尤斯卡比將產品降至9.86元/支的價格才保住了入圍資格 。
和第三輪國家集采一樣 , 國產藥企拼命降價 , 跨國藥企則選擇偃旗息鼓 。 根據健識局粗略估計 , 至少有20家以上的外企參與報價 , 但最終僅有5家中標 。 上述氨溴索注射劑和注射用泮托拉唑鈉的原研方:勃林格殷格翰與武田制藥就沒有出現在擬中選名單之中 。
縱觀國家醫保局組織的四輪國家集采 , 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四輪集采的藥品價格降幅都在50%以上 , 很多品種更是降價95%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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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就是藥價中的“水分” 。 國家醫保局采取了很簡單的一招:統計全國相關藥品的用量 , 在此基礎上估算出全國采購量 , 然后劃出一個最高價 , 直接跟企業談 。 這就是“帶量采購” 。
多年降價無效
醫保局如何破解藥價虛高
自2010年中國醫改啟動之初 , 如何有效降低藥品價格是監管部門一直苦苦追尋的改革目標 。 但此前的所有改革似乎都不得要領 。
2013年1月8日 , 國家發改委宣布 , 自當年2月1日起調整“呼吸、解熱鎮痛和專科特殊用藥”等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 , 共涉及20類藥品、400多個品種 , 平均降幅為15% 。
當時 , 有行業人士進行過統計 , 這是國家發改委自1998年成立以來第28輪藥品降價 。 結果可想而知 , 藥價一輪輪降 , 患者卻很難感受到 。 很多藥企在產品降價之后 , 更換產品包裝繼續申請新藥上市 , 改頭換面再次高價出售 , 一時成為頑疾 。
這也就是醫藥行業內俗稱的“降價死” 。 為了徹底消滅這一行業亂象 , 國家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
2015年7月 , 國家藥監局、國家發改委等7部門聯手先修改了藥品定價制度 , 印發《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意見》 , 明確取消了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完善了藥品的采購機制;藥品實際交易價格主要由市場競爭形成 。 2017年7月 , 國務院將印發《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 , 徹底堵住“一藥多名”的問題 , 讓降價藥不再從醫院和藥店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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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政策堵住了制度上的漏洞 , 保證不再出現“新增問題” 。 隨后 , 國家醫保局出手 , 對“存量問題”進行根治 。
國家醫保局成立僅僅半年之后 , 就在2018年12月底啟動“4+7藥品集中帶量采購”的試點工作 。 帶量采購的邏輯很簡單:過去是國家要讓企業降價 , 企業變著法的繞彎子;現在是讓企業自己比著降價 , 誰降得多誰得市場 。
2019年3月 , “4+7集采”結果正式落地執行 , 當時就有“界面”等媒體報道:“有跨國藥企對集采提出了反對意見 。 ”
雖然砍價被砍得很心痛 , 但一想到別家進了集采就能把控全國市場 , 自家便也不能落后 。 于是在后幾輪集采之中 , 企業間牢騷抱怨的漸漸少了 , 積極調整研發、營銷策略的多了 , 幾乎所有企業都在提“理念轉型” 。
國家醫保局變“單向監管”為“自我約束” , 一舉就瓦解了藥企間默契達成的“價格同盟” 。
截至目前 , 國家醫保局已經組織完成四輪五批的藥品集采 , 共涉及112個品種 , 中選產品的平均降幅達到52% 。
截至2020年 , 實際采購量已經達到協議采購量的2.4倍 , 節約費用總體上超過1000億元 。
1月29日 , 國家醫保局副局長陳金甫在國務院例行發布會上表示 , 藥品集采制度根除了過去存在的“降價死”現象 , 也杜絕了招采平臺隨意撤網的現象 , 提高了公眾用藥的可及性 。
目前 , 從已執行112個品種的集采經驗來看 , 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原研藥已受到巨大的市場沖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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