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支持維新派嗎？他對維新派的態度是怎樣的？
個人認為，李鴻章支持維新，但與維新派保持一定距離 。
李鴻章一生辦洋務，絕非守舊派，在接觸洋務、交接洋人的過程中，眼界逐漸開闊，深知變法自強的必要性，他曾對慈禧說“：若舊法能強國，吾國早已強矣！即變法則為康黨，臣罪無可逃，臣實是康黨 。”可見，他對變法是贊同的 。
但他對維新派卻保持一定距離，這是因為：
一、派系鴻溝 。慈禧主政期間，李鴻章深受慈禧賞識，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870年至1895年），可謂大權在握，朝廷柱石 。他身上早已打上了“后黨”的烙印 。因此，他不可能投靠身為“帝黨”的維新派 。一方面，政治上首鼠兩端一向是取禍之道；另一方面，以他的地位和資歷，也不愿厚顏投靠維新派這些驟登高位的年輕新貴，僅提供一些贊助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有限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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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看好維新派團隊 。就像天使投資者篩選投資項目一樣，不僅要看項目本身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考察創業團隊，因為團隊不佳，再好的項目也會失敗 。而維新派這個團隊完全不能給人信任感 。
改革是在現有框架下進行的重大調整，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者不僅需要激情，更重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嫻熟的政治手腕，需要穩重的心態和高明的謀略，有明確的綱領和路線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減少對立面，避免社會的動蕩，確保改革成功 。
然而，維新派的團隊極不成熟 。其領袖康有為善于鼓動而無政治經驗，亦無耐心和包容團結他人的人格魅力 。同為“帝黨”的翁同龢曾評價他“狂甚”、“志大言夸”，康有為甚至拒絕李鴻章入“強學會”的意愿，可謂無端樹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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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維新派骨干譚嗣同、林旭、王照、楊深秀、楊銳、康廣仁等也多是年輕急切之輩 。
最重要的是，維新派效忠的對象光緒也是急躁操切，急于求治：1、冒然打破既有權力格局，大量提拔毫無資歷的維新派官員，架空其他資深軍機大臣，無謂壯大了反對勢力 。2、變法毫無規劃和步驟，一百天內發出一百多份變法詔書，雜亂無章，毫無系統，讓人無法相信有成熟的路線圖和成功的可能性 。3、在變法引發慈禧不滿后，未能努力消除誤會，徐徐圖之，而是冒然召見手握兵權的袁世凱，導致帝、后矛盾空前激化，再也無法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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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法根基不足 。變法是帝黨主導，后黨初期觀望，后期反對 。慈禧掌權近三十年，根基深厚，親信遍布朝野 。因此，變法想要成功，不取得多數后黨的支持（至少不反對）是不可能的 。
但維新派一開始就沒有努力取得后黨勢力支持，而是試圖架空后黨，搶奪權力，這必然遭到后黨的警覺和反對 。
因此，變法的根基薄弱，成功可能性很小 。以李鴻章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出 。因此他必然保持一定距離 。
其他網友觀點有一句話叫“年少不知李鴻章,年長方知真中堂”，李鴻章作為洋務派領袖，深知各國政體之利弊，對于維新派的政見應有相當之同情 。同時混跡官場多年也深知虛君制此時在中國斷難實行，對于維新派不知審時度勢，甚至牽連進光緒和太后的矛盾深深不以為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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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李鴻章對于維新派的態度，首先要弄清楚維新派的后臺光緒皇帝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光緒皇帝支持維新的目的到底為何 。同治十年，北京的醇王府內迎來了一個呱呱墜地的新生命，這是王府里近幾年來誕下的第二個男丁 。這個孩子的父親，是先帝咸豐的七弟，當今同治皇帝的親七叔醇王奕譞，母親則是當朝慈禧太后的親妹妹，葉赫那拉·婉貞 。從身份上而言，這孩子可以說是既親且貴，含著金鑰匙出生的貴子 。
由于醇親王長子早夭，這個孩子原本應該是醇親王府的繼承人，做一個太平王爺 。沒想到四年之后，年輕的同治帝突然駕崩，膝下無子，這個孩子就被慈禧選中成為了帝國的繼承人 。當時還是郡王爵的醇親王聽說這一消息的時候，并沒有感受到榮光，反而由于驚嚇而昏厥 。
“醇郡王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
老實的醇親王知道皇帝的爹不好當，自己年輕的幼子進宮，雖說是位登九五，實際上是兇險至極，這樣一個孩子，面對權利欲極強的慈禧太后，注定以后的日子不會平坦，整個醇親王府被慈禧太后拉進了大清權力斗爭的漩渦之中 。光緒十三年，虛歲十七歲的光緒皇帝開始親政，但是慈禧太后不愿意放權，通過“訓政”的方式，牢牢把握國家大權 。
“將來大婚后，一切典禮規模，咸賴訓教飭誡”
“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于皇帝前奏聞”
隨著光緒皇帝年齡的增長，慈禧太后被迫部分放權，以塞悠悠之口 。圍繞著光緒和慈禧太后逐漸形成了帝黨和后黨 。雖然掌握了國家部分權利，光緒皇帝并不滿足，要知道皇權不容分享，隨著光緒帝年齡漸長，施政能力日益成熟，帝黨和后黨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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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想奪權，但是自幼為慈禧太后養大，感情深厚，且自身為慈禧太后所立，強行奪權，恐怕有被廢的風險 。于是，光緒皇帝就利用維新派進行一場改革，利用全國上下的強國熱情，改革奪權，名正言順，萬一失敗，也有回旋余地 。因此，維新派不過是光緒帝意圖奪權的工具，這點在“走向共和”里恩銘說的最為透徹“改革就是為了抓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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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派所提出的君主立憲制，在專制中國沒有實行的可能性，按照中國的政治傳統，皇帝若不專權，就會變成漢獻帝和曹操，維新派就算是幫助光緒皇帝奪權成功，日后也會遭到清算 。在君主立憲制的標桿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時至今日，英國女王出席議會，議會的議長還要到白金漢宮做人質 。英國有皇家空軍，皇家海軍，皇家歌劇院，甚至有皇家裁縫唯獨沒有皇家陸軍，陸軍至今不讓冠以皇家稱號 。皆因英國陸軍在內戰中支持資產階級處死了英國國王查理一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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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國封建制下的虛弱君權，讓國王低頭接受虛君尚且如此艱難，在中國強勢君主制下，君主立憲制要實現何等艱難 。可知每一次政治制度的變革都是伴隨著槍炮聲和漫天橫飛的血肉，像維新派這種寄希望于一個無實權而希望奪權的帝王，無異于“半夜騎瞎馬夜半臨深淵”，注定要失敗 。深知其中厲害的李中堂又怎么會上維新黨這條船 。
因此，對于維新派的態度，李中堂怕是且嘆且憐之，表現上保持距離，暗中保護 。最后真正埋葬大清的反而是李鴻章等一批漢族強臣，從東南的刺馬案，到庚子國變后的東南互保，再到各地風起云涌的保路運動，清朝的專制統治，被李鴻章等人挖塌了墻角 。到了辛亥革命，清政府想謀求“君主立憲”而革命黨不許，真正做到了“當日你對我愛答不理，今日我讓你高攀不起” 。嘆的是這一群年輕書生，能以天下為己任，救國圖強，上下奔走 。憐的是，維新派一片赤子之心卻被當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卻不論成功與否，最后都是死路一條 。真心沒有領會中國官場“趨利避害”的要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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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待維新變法的事情上，李鴻章能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看法，絲毫也沒有因為朝廷對于康有為的態度而改變 。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各地紛紛奉懿旨捉拿康梁 。準備就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臨走前晉見慈禧謝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彈劾他是康黨的奏折給他看，沒想到李鴻章硬嗆嗆地說:
“若舊法能強國，吾國早已強矣 。即變法則為康黨，臣罪無可逃，臣實是康黨 。”
慈禧沒料到李鴻章竟這樣回答自己，一驚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話題問下去了 。李鴻章到了廣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請教對康有為的看法，李鴻章再次脫口而出:
“朝廷意抓康黨，爾等無需怕，吾即是康黨！”
把在場的人嚇了一大跳 。
不僅如此，當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國外，他們竟收到了李鴻章托人捎來的“問候”，甚至還收到了李鴻章的一封親筆信，在信中，李鴻章勉勵康梁
“精研西學，歷練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 。
因此，對于維新派，李鴻章雖知其必敗，但還是寄予了厚望，并且在暗中對維新派多方支持，維新失敗后，又不避艱險保護康梁等人，可謂是厚道了 。
其他網友觀點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 。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 。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李鴻章自歐美風風光光地出訪回來,覲見光緒和慈禧太后,詳細談了所見歐美的繁華強盛,并以中國貧弱提出“須亟設法” 。
一、戊戌變法中李鴻章的官職和對維新的態度
但他的意見并未得到重視,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只是見習大臣,并無實權,被人稱為無用的“伴食之宰相” 。
從權傾一時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到被視為只是陪人吃飯”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對此任命,李鴻章當然老大不樂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 。就在任命他為總理衙門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發他幾天前曾私入圓明園而下旨嚴責道:“李鴻章擅入圓明園禁地游覽,殊于體制不合,著交部議處 。幾天后吏部準備將其革職,光緒下旨改為:“罰俸一年,不準抵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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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未受重用,反因無心細過受罰,他的處境著實不妙,不能不時時小心、處處提防 。
這時,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民族危機,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維新運動勃然而興 。
對維新運動,李鴻章的態度頗為復雜 。雖然從思想觀點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維新運動,但作為多年身居高位、深諳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維新運動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為首的“后黨”之間的權力之爭,而卷人其中的危險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爭之中;而且,他與支持維新運動的重臣翁同穌之間又積怨多年,甲午戰后他聲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 。
這一切,都使他在這一嚴重的政治危機、沖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支持維新派,但更加小心謹慎地自保其位 。
他曾對一外國人說過,現在權力在守舊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學”的官員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難做成什么事 。
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不久,新疆巡撫陶模奏請以培育人才為立國之本 。陶模與李鴻章私交甚篤,將此書告李鴻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變法主張,另一方面又認為政治積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論者皆知變法,但有治法須有治人 。”“邇日公車章疏,何嘗無深識危言,此在廟堂采擇,見諸施行而已 。詳察當路諸公,仍是從前拱讓委蛇之習,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復振也 。”
1895年8月,維新派在北京組織強學會以推動維新,李鴻章對強學會的主張表示贊同,自愿捐金二千入會,但因此時他已名譽掃地而被拒 。
后來上海強學會成立并出版《強學報》,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雖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強學會,卻又難忘與翁同穌的恩怨,尤其難忘甲午戰后“帝黨”官員對自己的強烈抨擊,直伺機報復 。所以又暗中指使,讓人上疏抨彈“帝黨”中堅文廷式,因為文廷式是“帝黨”官員中上疏抨擊李鴻章最嚴厲者 。慈禧見此疏后 。立即勒令光緒將文廷式革職返鄉永不敘用 。
慈禧意在打擊“帝黨”,削弱光緒力量,因文廷式是“帝黨”最敢言、最忠于光緒的官員 。李鴻章一方面支持維新派,一方面又為“泄私憤”打擊維新的重要“后臺帝黨,從大處來說,足見政治斗爭中政治見解與個人利益、恩怨的復雜糾葛,從小處而言,足見李鴻章其人的復雜性 。
在訪問歐美回來后,他在給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頻頻主張變法自強:“此行遍歷諸大邦,親覘富強之實效,中國地大物博,果能上下破除積習,力圖振作,亦何事不可為,日本變法以來不過二十稔耳 。”中國面臨列強環伺、亡國亡種的危險,而“根本之計,尤在變法自強” 。在這些信中他甚至還提出要廢科舉、改書院為學校、官員要學習外語等主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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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95年“公車上書”起,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維新聲勢越來越大,康有為的變法主張終于打動光緒皇帝 。光緒非常想破格召見康有為,但為守舊力量所阻,只得讓總理衙門先傳問康有為 。
1898年1月24日,翁同穌、李鴻章、榮祿、張蔭桓等在總理衙門約見康有為 。在長達幾小時的會談中,榮祿明確表示“祖宗之法不可變”,而李鴻章只在康有為說“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后追問了“然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這一個問題 。在這次約談中,李只問此一個問題而未明確表態,可見其謹小慎微 。
不公開表態不等于沒有態度 。對康、梁維新派,李鴻章實際暗中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詔明定國事,歷史上的“百日維新”開始 。
二、百日維新中李鴻章的作用
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 。康有為退下時途中遇到李鴻章,李的臉色大變,悄悄將榮祿參劾康有為、剛毅反對授官康有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 。
還有一次,榮祿到頤和園謁見慈禧太后,正好李鴻章因太后賞他食品要向太后謝恩故同被召入 。榮祿要在太后面前告狀說康有為非法亂制,皇上如果聽從必將有大害;同時他以李鴻章“多歷事故”,應對太后直陳變法的害處 。李鴻章則以叩頭稱“太后圣明”搪塞支應,并將此密告康有為 。
變法的各項措施如獎勵工商等都是李鴻章多年主張的,其中將科舉考試中的“八股”廢掉改為策試,更得李鴻章贊賞 。維新派本想廢科舉辦學堂,但考慮到如果這樣會遭到天下讀書人的反對,所以妥協改為只是廢八股,改為策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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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早就認為應該廢科舉,興辦學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艱難,所以維新派的僅僅是改八股為策試即使他興奮不已 。他曾對人說:“康有為吾不如也”,因為廢八股“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 。當然,這種贊賞都是私下的 。
當李鴻章聽說廢八股遭到許多讀書人反對、甚至有人放風要刺殺康有為時,特派人前往康處,要康“養壯士,住深室,簡出游以避之”;康有為奉命出京,李還“遣人慰行”,加以保護 。創辦京師大學堂時,他曾勸奉旨管理大學堂事務的孫家鼐請康有為出任總教習,雖然此議未成,但對京師大學堂創辦、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西學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則是因他與孫家鼐的力薦才就任的 。丁韙良后來對人說:“戊戌舉辦的各種新政,惟設立大學堂事,李鴻章認為最關重要,贊助甚力” 。
改官制是維新的重要內容,由于知道“立憲”根本不可能,所以維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閑職冗員的行政改革 。“改官制”激起的反對最為強烈，有關大臣拖延不辦 。李鴻章遵旨與其他大學士上了一折一片,這是他對“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與他人聯名 。此時新舊斗爭已經白熱化,李鴻章顯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風險 。
此折也頗為折衷,一方面承認裁并官職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張,有同新創;其中頭緒繁多,一切事宜,非倉猝所能遂定”,“不至冒昧從事”,提出對裁并各員應“由吏部酌量分別補用,以免向隅” 。此議獲光緒首肯,下詔準行 。
三、戊戌政變中的李鴻章的作用
戊戌政變發生后,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殺,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新法盡廢 。在這嚴峻時刻,李卻能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如張元濟因參加維新被革職,他不僅派人前去慰問,而且要盛宣懷在上海安排張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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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許多思想與維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彈章告他是維新派 。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這些彈章,并問他說:有人說你是康黨 。李鴻章回答說:“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
慈禧聽后只能“默然” 。李鴻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為他了解慈禧最關心的其實并非“法”變不變,而是她的權力是否受到挑戰;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對“變法”的觀點,而是其是否參與光緒、“帝黨”、維新派的實際政治活動 。
所以他強調“廢立之事,臣不與聞”,表明不參與宮廷政爭,不參與朝廷的“家務事”,若勉強翻譯成現代話語,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錯誤”與“組織錯誤”的區別 。
就在政變發生幾天之后,李鴻章奉慈禧之命宴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隨員大崗,席間李鴻章說如果康、梁逃往日本,應將其引渡回國,被日方以按國際法政治犯不能引渡為由拒絕 。大崗隨后說根據他的看法,“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地步”,同時說李鴻章“創行新法”時間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為沒有這種幫手；而近日康有為的所作所為,實是擴充李鴻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讓康卒其業之為善” 。
對此,李鴻章回答說:“洵如君言,康有為日后可大有作為,惟據目下觀之,了無異能耳 。”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認為康有為日后可大有作為,只是現在能力、閱歷還不夠 。從后來梁啟超與李鴻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點,李曾托人帶話給梁,要他在海外認真研究西學,歷練才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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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信中說:“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 。私心感激,誠不可任 。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于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于啟超也,毋亦發于愛才之盛心,以為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于域外以沒世耶 。”
當然,他對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氣,未必沒有一個老于世故的官僚為未來預留后路的考慮 。
同情維新,但首先自保,這是李鴻章在戊戌風云中的立場 。在這種尖銳的政治斗爭和宮廷政爭中,凸顯出他圓熟老練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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