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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真的有病，還是被制藥業營銷洗腦？( 三 )


與美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一樣 ， 一個實際的原因是藥物具有副作用 ， 有些藥物的副作用還非常可怕 。 伴隨而來的痛苦通常曠日持久 ， 對止痛藥的依賴肯定是一種風險 。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種藥物沒有或只有輕微的副作用 ， 為什么不使用它呢？
雖然這有點自相矛盾 ， 但有些痛苦可能對我們有益 ， 甚至是必需的 。 盡管科技很發達 ， 人類卻驚人地脆弱 。
一些痛苦的經歷可能會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 只是因為克服痛苦的經驗會讓我們在下一次痛苦來臨時可以更好地應對它 。 絕大多數痛苦具有隨意性 ， 是無意義的、不公平的 ， 但體驗和克服痛苦的知識具有正面意義 。
正如伊凡·伊里奇所說 ， 通過對我們經歷的更多方面進行醫療化 ， 我們也面臨著將更多的生活控制權移交給專業人員的風險 。
我們失去了知識、自主權和適應性 。 更多人類經驗的醫療化也可以改變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 。
吞下藥丸以消除痛苦 ， 有可能使我們錯失痛苦的經歷對我們產生的意義 。 悲傷可以使我們認識到自己的需要以及與他人的關系 。 它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價值所在 。
我們之所以需要體驗是有原因的 ， 醫療化卻將體驗變成了需要生化修復的腦化學異常 。 我們開始認為自己不是有理由去感受、去體驗的主體 ， 而是把自己看成需要修復故障的對象 。
我們應該選擇手術 ， 并承擔所有風險 ， 還是考慮進行社會變革？

資本與醫學的合謀
醫療化及其悖論是現代醫學驅動力的復雜核心 。
一些人從中獲得了純粹的好處 ， 而另一些人則朝向危害經濟、犧牲個人健康和幸福的方向推動著它 。 其中商業行為參與者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 。 藥品和醫療器械公司希望擴大其市場 。
20世紀70年代 ， 時任制藥巨頭默克（Merck）首席執行官的亨利·加茲登（Henry Gadsden）對《財富》（Fortune）雜志表示 ， 他對只將藥品賣給病人而感到沮喪 。
他希望藥品能像箭牌口香糖一樣被廣泛使用 。 他的野心是把藥品賣給每一個人 。
加茲登不僅使默克公司的收入翻了四倍 ， 他還改變了西方人對健康和疾病的看法 。
他們充分運用現代營銷技術 ， 利用人們對疾病、孤獨、痛苦和衰老的恐懼 ， 使得人們 ， 特別是健康的美國人對藥品的需求達到了頂點 。

我們是真的有病，還是被制藥業營銷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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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受客觀性和科學中立性指導的科學研究 ， 正日益受到諸如拜耳和孟山都等強大商家引入的利益沖突的影響
從理論上講 ， 無論這個人看上去多么健康 ， 誘導其服藥都并非不可能 。
與此相關的是 ， 對療效的預期不斷攀升 ， 這種情況部分是由商業營銷所驅動 ， 部分由醫學的非凡成就所驅動 。
疾病和痛苦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人生的失常或失敗 ， 無端地中斷了生命中與生俱來的健康、幸福和安逸的晚年 。
即便你沒有明顯的病痛 ， 為什么要被動地全盤接受大自然所施加于我們的狀態呢？如果美好的生活有賴于身心健康 ， 而醫療技術可以改善身心狀態 ， 我們為什么不對其多加利用呢？
為什么不要求增強我們在充滿激烈競爭、唯物主義和超個人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叢林中茁壯成長所必需的能力呢？
將這些力量與商業性的有償醫療衛生服務相結合 ， 已經為醫療干預的大規模擴張奠定了基礎——大部分是不必要的 ， 且其中有些難免有害 。

我們是真的有病，還是被制藥業營銷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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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正逐漸被用于有利可圖的非治療性用途 ， 圖為2018年巴黎整形外科大會上展示的3D軟件解決方案
隨著醫療化的影響以及醫學干預的手段大大增加 ， 有關成本的問題日益嚴峻 ， 在其當前的發展軌跡和假設驅動下 ， 現代醫學的成本令人難以負擔 。
變革是必需的 ， 也是極為艱巨的 ， 但我們的衛生系統迫切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 。
我們必須逆流而上 ， 防病于未然 ， 并盡我們所能養成平淡日常的習慣 。 這聽起來很老套 ， 但是我們確實需要多吃蔬菜和鍛煉身體 。 簡單的事情卻很難實現 ， 承擔起這種社會力量在政治上并不容易 ， 但我們需要這樣去做 。
我們必須了解醫療的本質 ， 即醫療是技藝最為高超的工具 。
正義要求我們必須竭力使分配更加平等 。 全球衛生不平等的存在堪稱丑聞 ， 但這是可以補救的 。 我們必須承認 ， 永遠不要指望醫療來解決所有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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