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司馬昭部將成濟弒殺魏帝曹髦，為何蜀漢可以興師問罪？ _成濟

在《三國演義》中，司馬昭的心腹賈充指揮部下成濟殺了魏帝曹髦后，司馬昭假意哭泣，卻包庇賈充，為了給朝臣一個交待，就將成濟及其三族誅滅，厚葬曹髦，接著又扶植了一個曹操的孫子，燕王曹宇之子曹央為帝，改元景元。書中寫道：這一消息“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弒了曹髦，立了曹央，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弒君之罪；一面奏準后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于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并起，殺奔祁山而來” 。我們知道，蜀漢立國的口號就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一直把曹魏看成是篡漢之賊，誓滅曹魏以復漢室。那么司馬昭部將成濟弒殺魏帝曹髦，蜀漢為何會興師問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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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之勢已久，讓蜀漢不能不承認現實。想當初，東吳孫權稱帝，蜀漢有很多人認為是大逆不道，要求聲討東吳。諸葛亮從實際出發，權衡再三，只有蜀吳聯合，才能對抗曹魏，因此他不愿就此破壞蜀吳聯盟，毅然派使臣到東吳祝賀。現在曹魏立國已久，司馬昭縱容手下，以臣弒君，這于禮是天大的以下犯上，不得人心，以聲討司馬昭弒君的口號，出兵北伐，正合不少曹魏的人心。有機可乘，不乘白不乘。諸葛亮去世后，姜維繼承武侯遺志，不斷出兵北伐曹魏，每次都要尋機待時。這次司馬昭以臣弒君，擅立擅廢魏帝，不得人心，在國內必然要引起震動，朝堂不穩。選擇此時伐魏，正是千載難逢之機，怎能錯過？迎合夏侯霸之心。因高平陵之變，司馬氏篡奪朝權，大肆殺害曹魏宗親，本在西涼與郭淮防御西蜀的曹魏大將夏侯霸，因不滿司馬氏篡權，又害怕被迫害，就投降了西蜀，以圖報仇雪恨。司馬氏繼廢魏帝曹芳立曹髦后，又弒殺曹髦立曹央，更讓夏侯霸痛恨痛心，姜維借此出兵北伐，夏侯霸自然感激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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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之間，利益最重要。只要能給一個國家帶來莫大利益，表面上的東西不重要。更何況蜀漢北伐曹魏，就是為了恢復漢室，一統天下，曹魏內部發生以臣弒君的大不敬事件，正說明曹魏立國不正，君不君，臣不臣，如此禍亂之國，蜀漢以此討伐，正是撥亂反正，恢復漢室的最好時機。姜維以司馬昭弒殺魏帝為由討伐曹魏，行天理，順民心，彰大漢正統，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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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網友觀點

諸葛亮死后，劉禪提升了其徒弟姜維的官階，確立了姜維作為諸葛亮北伐事業的繼承人，使他一躍成為了蜀漢輔漢將軍，總管蜀漢兵權。

【三國演義中，司馬昭部將成濟弒殺魏帝曹髦，為何蜀漢可以興師問罪？】可是相比起先師，姜維的北伐事業可謂是接連受阻，不但內部有費祎等人的反對，對外軍面也沒有打開，牛頭山慘敗，寸土未得，還損將失城，“折兵數萬”，鐵籠山一戰斬殺郭淮、徐質，但軍隊損失嚴重，勉強算是個功過相抵。

而在魏帝曹髦被刺殺之前，姜維才剛剛經歷了狄道、董亭之敗，連大將張嶷都戰死，在一片聲討之中，姜維自貶為后將軍，這才暫時壓下了眾人的憤怒心火，此時蜀漢內部反對北伐聲音日盛，連劉禪也不好明面上支持姜維了，一直從景耀十六年等到了二十年，姜維才又開始了北伐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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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之戰、祁山之戰，姜維在宿敵鄧艾的阻擋下始終未見功勞，而蜀漢國內對北伐早已是民怨鼎沸，連跟著諸葛亮南征北戰的老將張翼，都以“連年大戰，民有怨望”為由，勸姜維退兵。可是姜維不敢退，他不像諸葛亮那樣，在蜀漢國民心中有著絕對信任的地位，諸葛亮可以不顧蜀漢內部的反對聲音，強行五伐曹魏，但姜維不行。

作為敵國降將出身的姜維，必須靠軍事上的勝利來為自己奪得一席之地，可是連續六次北伐，都快把蜀漢家底打空了，“興復漢室”的曙光還沒出現，還在黑暗里打轉，所以當魏帝曹髦被害的消息傳來，姜維是喜出望外，因為“伐魏又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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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底氣，非必要時絕不可輕言戰事，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當不可輕言兵事而又不得不出兵的時候，師出有名就顯得額外重要了。群雄伐董卓，因為他“罪惡充積”，曹操討徐州，因為他“殺吾一家”，劉備攻江東，因為有“殺弟之仇”，而姜維伐魏國，就因為司馬昭“有弒君之罪” 。

對魏蜀吳三國來說，雖然三方攻戰頻繁，但對己方國民的來往卻沒有過多的限制，比如蜀漢丞相諸葛亮與其兄諸葛瑾、陸遜之間都有較為密切的書信往來，魏國大臣私底下也和蜀漢、東吳大臣有交集，當然這前提不是通敵賣國，而是朋友之間的正常來往而已。因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規矩作祟，三國君主之間肯定是彼此看不過眼，但三國的部下、三國的百姓都是一個整體，都是炎黃子孫，區別就在于最后是由誰來領導天下民心罷了。

所以司馬師廢少帝、殺張皇后，引來了魏將毋丘儉、文欽的討伐，這些看起來雖然不關對手蜀漢的事，可姜維出兵洮西，也是憑著這師出有名的底氣：“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仇敵之國乎？”，雖然最后姜維在狄道鄧艾擊敗，但洮西一戰也打得王經丟盔卸甲，斬首數萬，為自己爭得了大將軍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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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馬昭殺曹髦，更是把自己擺上了亂臣賊子這個人人得而誅之的位置，正如姜維所說“鄰邦問罪，況敵國乎？”，這也就是尉繚子中所說：“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姜維此舉不但是為自己伐魏爭取了一個“攻無道伐不義”的美名，給符合蜀漢以大義建國的國本，為其鍍金，更是力求爭取魏國的輿論民心，為北伐成功打好基礎。

只是姜維沒想到的是：經過司馬三代的“苦心經營”，曹家在魏國的支持力量已然微弱，曹髦之死并沒有給司馬昭帶來太多的政治沖擊，更沒有像司馬懿殺曹爽、司馬師廢曹芳那樣引起內部的黨派混亂，更想不到東吳這個盟友，因內部原因自顧不暇，只敢在兩強之間打秋風，姜維獨力難支，內有黃皓、譙周阻礙北伐，外有鄧艾阻擋軍事，就算空有“大義”之名也是無濟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