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札|楊焄︱一生真?zhèn)斡姓l知:《龍榆生師友書札》中的知堂來信(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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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龍榆生手札(張壽平輯釋《近代詞人手札墨跡》)
大致了解到周作人這封來信的相關情況 , 就可以據(jù)此推求《龍榆生師友書札》中所收張元濟一封信函的相關背景和具體撰年 。 張氏在該信中說:“‘周公恐懼’云云 , 系白香山《放言五首》之一首 , 凡八句 , 但‘流言日’作‘流言后’ , 或印本不同耳 。 ”尋繹其內容 , 毫無疑問與周作人提出的問題遙相呼應 。 《書札》編者稱此信“寫于1948年左右” , 顯然一時疏忽 , 未能留意到與周氏書札間的密切關聯(lián) 。 恐怕還應該重新考慮編年 , 排定在1953年似更為確切 。 張氏此札落款署“一月四日” , 距離周氏那封“十二月廿八日”的手札相去不過一周時間 。 想來龍榆生在接獲周作人的來信后 , 倉促之間也無法解決疑難 , 便立即又轉向張元濟尋求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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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致龍榆生手札(張瑞田編《龍榆生師友書札》)
依照張元濟所述 , 小說中的那首開場詩原來并非絕句 , 而是截取自白居易七律組詩《放言五首》中的一篇 。 此前周作人在唐人絕句中勉力搜尋 , 從一開始就被小說家言導入歧途 , 結果自然是徒勞無獲的 。 張元濟早年主持影印的《四部叢刊初編》中有日本元和年間那波道圓翻刻的《白氏文集》 , 收錄此詩時作“周公恐懼流言后” 。 他大概就是根據(jù)此本 , 特意提醒龍榆生 , 在白氏別集中“‘流言日’作‘流言后’” , 與《拗相公》所節(jié)錄的文字略有出入 。 不過他出言還是非常審慎 , 認為這興許是因為版本不同而造成的歧異 。 今檢明萬歷年間馬元調刻《白氏長慶集》、清康熙年間汪立名刻《白香山詩集》等 , 此處均作“流言日” , 確實又和小說節(jié)引的內容保持一致 。 這雖是無關宏旨的細枝末節(jié) , 倒也足以反映張氏待人處事的謹嚴不茍 。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 將小說所截取的片段與白居易詩集相較 , 其實還存在好幾處異文 , 如“下士”原作“未篡” , “假使”原作“向使” , “有誰知”原作“復誰知”等等 , 張元濟卻并未逐一述及 。 推想起來 , 很可能是龍榆生在致函請益時 , 只轉述了周作人在信中摘錄的那一句 , 他才會集中針對該句作此回覆 。 倘若這一猜測不致大謬的話 , 則更能彰顯張元濟的博聞強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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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
將這些書札中的只鱗片爪拼接起來 , 就呈現(xiàn)出一番孜孜不倦、輾轉求教的過程 , 而王古魯、周作人和龍榆生為什么會對這首詩的來歷如此感興趣 , 也讓人覺得略有些不同尋常 。 盡管還缺乏直接的證據(jù)以資參酌 , 但如果結合他們先前的特殊經歷 , 個中原委倒也殊堪玩味 。 簡而言之 , 這三位在抗戰(zhàn)期間都曾經有過一段出任偽職的不光彩經歷 , 周、龍兩人更是因此在抗戰(zhàn)結束后不久就以漢奸的罪名受審入獄 。 其間也許不無苦衷或別有隱情 ,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期各種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之際 , 他們背負著如此嚴重的歷史問題 , 勢必為此惴惴難安 , 甚至不免驚恐失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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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榆生
以龍榆生為例 , 他自1951年起在上海博物館任職 , 負責管理圖書資料(想必正是這個緣故 , 周作人才會想到向他求助) , 就被要求提供各類自述材料 , 坦白交代過往歷史 。 在數(shù)年后撰寫的《干部自傳》 (轉引自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卷五“一九五一年(辛卯)”條 , 學林出版社 , 2001年)中 , 他對此只有極其簡略的回顧:“一九五一年四月 , 參加‘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 , 接著又是‘三反’學習 , 搞了半年之久 。 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 我因不了解政策 , 發(fā)生了錯覺 , 有些神經失常 。 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反’結束后 , 我才完全解除了精神上的苦痛 , 恢復了工作 。 ”語氣盡管非常克制平靜 , 可字里行間仍能看出心有余悸 。 而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楊寬在《歷史激流:楊寬自傳》 (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2005年)中 , 則有更為翔實細致的敘述可以比勘對照 。 他提到“三反”運動初起時 , 自己就受到華東文化部所派專門小組的專門審查 , “發(fā)動館員進行內查和外調兩個月 , 沒有查出任何疑問 , 沒有對我‘面對面’的審問 , 只是進行了稱為‘背靠背’的審查”;緊隨其后 , “大學里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 行政機關開展‘忠誠老實’運動 , 性質是差不多的 , 都要求交代一生的歷史 , 包括所有政治活動以及與黨派的關系 , 要在小組會上或大會上檢討批判自己一生的行為和思想 , 還要相互提意見并檢舉揭發(fā)批判 。 最后要每個人根據(jù)一定的要求 , 寫成一篇詳盡的自傳 , 經過小組討論和通過 , 才能定稿上交 , 包括出身、個人成分、工作經歷、政治歷史問題、社會關系和海外關系等等” (見該書第七章《惡浪淘天》) , 足見當時政治氛圍的緊張嚴酷 。 龍榆生自陳在此期間一度精神失常 , 確實事出有因 , 并未夸大其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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