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是不是禍國奸臣，他們是不是應該為北宋積貧積弱負全部責任？ _司馬光

北宋的積貧積弱，司馬光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司馬光清廉剛直，在政治活動中能堅持原則，也能犯顏直諫。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宋仁宗患病，皇位的繼承人卻遲遲不能確定。大臣們因為害怕觸怒宋仁宗而噤若寒蟬，但是司馬光卻不。他不但此前三次上書提到繼承人的問題，這次更是直接在宋仁宗面前提起。宋仁宗沒有指責，但是卻也遲遲沒有一點動靜。司馬光沉不住氣，再次上疏，直接提出是不是有小人作祟，在導致了事情久久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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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在為人上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是在治國上確實是存在不可回避的問題。第一，沒有能扭轉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反而將變法中的成果破壞殆盡。司馬光盡管被樹為政治家，但是實際上沒有多少的執政才能，說他是一個史學家倒是名副其實。一個長期生活在書房中的人，你想他能有怎樣的眼光和見地呢？紙上的文字功夫或許能力掃千軍，但是現實卻是千變萬化，必須要睜開眼睛去看的。他作為保守派的領袖，改革時，沒有站出來，為了扭轉國家的貧弱而努力，而是跑得遠遠的，選擇眼不見為凈。這是怎樣的一種做派？

而當改革中出現偏差的時候，他也不去分析這樣做對還是不對，都成了他攻擊變法的口實。如果真的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就應該協商解決問題，把事情引向更好的一面發展，而不是總站在一旁，潑臟水，使絆子。如此行徑，于國于民有何實際的價值呢？“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司馬光這樣的攻擊有多少實際的內容呢？說白了就是為了一己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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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既得利益的利益階層，為了不觸動大地主大官僚的階級利益，他始終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罔顧現實，自私自利。他沒有去分析變法中的措施是不是合理，有沒有必要繼承，而是不斷地上疏，直接腰斬，什么痕跡都不給它留下。這樣的做法，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的做法。

第二，王安石變法期間，北宋國庫充實，軍力提升，邊境與西夏和遼的爭鋒還成上鋒。“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八月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眾。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萬發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騎八萬七千發慶州，種諤率五萬四千發綏德。種諤敗夏人于無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萬四百口。十月乙丑，涇源兵大敗夏梁大王三萬于磨臍隘（寧夏同心）。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種諤入夏州（橫山），己巳，入銀州。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殺所得馬牛羊充軍食。高遵裕至韋州。乙亥，李憲敗夏人于屈吳山（靖遠），丙子，鄜延路鈐轄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軍。”一系列的勝利，讓整個國家的聲望和威懾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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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馬光看不到現實這些明顯的變化，而是一味地抹黑，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廢除而廢除，就連募役法、均稅法和保甲法等有益于富國強兵的措施都舍棄了。這樣一來，政策開了歷史的倒車，又回到了之前積貧積弱的狀況。眼睛里盯著對手，只知道和對手置氣，還能說司馬光是怎樣成熟的政治家呢？

從司馬光之后，軍隊的戰斗力又回到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戰”狀況。1萬遼軍，打得15萬宋軍大敗300里；7000遼軍，打得15萬宋軍再敗300里。兩次戰役，不斷地上供。眼睛里只有利益，連禮義廉恥都不要了。王安石變法積累下來的財富被輸得徹徹底底。這樣的一個局面，不就是拜司馬光所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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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打擊變法派，讓黨爭形成一種風氣。王安石變法中非敵即友的做法，使朝廷失去了許多股肱之臣，這是一個敗筆。而司馬光上臺之后，為了打擊報復變法派，對變法派依然實行嚴厲而無情地打擊。這樣一來，壅塞了言路，使得朝堂成了政治斗爭的溫床。這種風氣，由此形成，并一直延伸到北宋的滅亡。蔡京等人上臺之后，打死誅殺異己，并下詔天下各州縣立下元祐黨人碑，更是這種斗爭達到極點的標志。一個朝堂之上，沒有包容和團結，只有黨爭，它怎么能長久執政呢？滅亡是其必然。

第四，沒有一個國家的整體利益，只祈求著和平。如果說司馬光廢除新法是為了政治斗爭的需要，那么和西夏的重新議和，就有些讓人不可思議。為了議和的成功，打算把無數的將士鮮血換回的河湟地區拱手讓于西夏。一個文人沒有一點血性，還讓人能有些理解，但是把自己的領土就這樣白白地送出，就讓人有些不可思議了。“領土再多，沒有一寸是多余的。”這應該是每一個國家都持有的理念，而司馬光呢，有什么理念，還有什么資格，寫什么史書來警示他人。說白了就是傻子，不客氣一點，就是白癡也不會這樣做。一個人，視國家利益于草芥，有這樣的政治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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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司馬光對于北宋的積弱積貧有著不能夠忽視的作用。雖然他說不上是奸臣，看上去還貌似忠臣，但是他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的危害，恐怕更要嚴重得多，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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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講，算禍國奸臣，這與才能、人品沒有多大的關系

司馬光是有才能的

小時候砸缸不說了

所編寫《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通史，可以說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數多、年代長。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歷史。全書正文有三百多萬字，司馬光參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對于史料矛盾或記載不清之處，還進行了比較、考訂，撰寫《考異》三十卷。

客觀地講，《資治通鑒》所記載的商鞅變法內容，對商鞅變法的結論還是比較客觀正面的。

根據《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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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qián），黥（qíng）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其后民莫敢議令。

意思是：

法令已制訂了但還沒公布，衛鞅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國都的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說如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

百姓覺得這事很奇怪，沒人動手去搬。衛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有一個人搬著木桿去了北門，果然獲得了五十金的重賞。

這時，衛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法令。法令實行一年后，秦國百姓到國都大講新法使民不便的數以千計。這時太子觸犯了法律，衛鞅說："新法不能順利施行，就是由于上層人士帶頭違犯。"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直接對他施刑，衛鞅便對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處以刑罰，處另一個老師公孫賈黥刑，以示懲戒。

第二天，秦國人聽說此事，都小心翼翼地遵從法令。

新法施行十年，秦國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百姓勇于為國作戰，恥于私斗，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

當初說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又改稱新法好了，衛鞅說："這些人都是亂法的刁民！"把他們全部遷徙邊疆。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議論法令。

書里還是肯定了商鞅變法給國家帶來的好處。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百姓勇于為國作戰，恥于私斗，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

而王安石的變法，也是直接給當時的宋朝帶來無盡的好處：在變法時期，北宋國庫充裕，軍力提升，邊防安全，跟西夏和大遼大戰也沒有落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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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記錄：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

八月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眾。

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萬發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騎八萬七千發慶州，種諤率五萬四千發綏德。

種諤敗夏人于無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萬四百口。

十月乙丑，涇源兵大敗夏梁大王三萬于磨臍隘（寧夏同心）。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種諤入夏州（橫山），己巳，入銀州。

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殺所得馬牛羊充軍食。

高遵裕至韋州。乙亥，李憲敗夏人于屈吳山（靖遠），丙子，鄜延路鈐轄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軍。

難得對外戰爭取得勝利！

為什么反對變法？

變法帶來的好處，司馬光一黨不會看不見吧。為什么為選擇性失明呢？而只盯著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一些官員在執行時發生偏差或糾往過正。或故意使壞。因為保守派為了反對而反對，而不是思想統一后共同去執行，把一些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擴大化，抹黑改革成果。

商鞅變法能成功，取決于方案通過后，上下執行方向是一樣的。

而王安石變法，很多保守派的官員是不參與，只在傍邊看熱鬧。包括馬司光、蘇東坡等一批有能力的人。

王安石在改革時，需要官員去執行，保守派的有能力的人不干，行，呆一邊去，保守派的人員被貶、外放，利益受到傷害。

一時間，在用人進行改革時就顯得人員不夠了。所新委任的官員中，也不泛投機之人、無能之人。出錯的幾率當然會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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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革中所出現的錯誤，就是成了保守派改對改革的口實。

在宋朝皇帝對官員相對寬容，往往皇帝被官員懟，所以這些保守派就變得有恃無恐，放著國家利益不顧，抓住改革中出現的錯誤，不是就事論事，協商如何解決，而是就此向王安石潑臟水。整天就干這些事。

宋神宗就在這些人無休無止的爭吵中，終于歸西了。

年僅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即宋哲宗，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執政。此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很大原因來源于宣仁太后阻撓，這次她掌權后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將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

這就是宋代部分文人風骨，與明朝東林黨非常相似。

說白了，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司馬光編的《資治通鑒》是編年體通史，上起戰國，下至五代。起意重在歷代政治興衰，使君主借鑒其中的經驗教訓，因此他寫的內容一般是政治、軍事，卻不寫經濟、文化。可見他在經濟管理能力上低能。不知他的教訓是如何吸取的。

而蘇東坡相對開明很多，本來是反對變法，但見到了改革的好處，在司馬光一行要廢除改革時，也為王安石辯護了幾句，結果兩頭不討好，繼續被貶。

反對變法的后果如何？

王安石變法還是積累很多財富，國庫充足，安穩地過了一段時間，到了宋微宗時代，女真人的雄起，攻打遼，大宋高興了，不是想到唇亡齒寒，連遼抗金，或者坐山觀虎斗。而是派渡海聯金滅遼。條件是滅遼后，收回燕云十六州。每年該給遼的歲幣我給金。金聽了當然特別高興，白得一筆錢。這燕云十六州誰知道在哪兒，反正也不是我的地盤，你收回燕云十六州就收回去唄，錢你給我，我還能得到中原大國相助，成交。

因為廢除了王安石的政策，軍隊戰斗力再次回到“勇于私斗，怯于公戰”狀況，打內戰牛逼，打外戰則慫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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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想得過于天真，遼打金不行，打大宋還是綽綽有余。

宋朝派樞密使宦官童貫領15萬大軍進攻遼的南京，南京的遼軍是1萬多人，一看宋軍就火了，同仇敵愾，什么阿貓、阿狗都敢欺負我？

我打不過關羽、張飛，還打不過劉備？于是遼軍發動突然襲擊，15萬宋軍大敗300里。也就是遼國不愿意跟宋朝徹底撕破臉，所以追了一陣就不追了。

結果童貫不記打，接著整軍，15萬人又來了。遼國派使臣跟宋朝談，我你打得過嗎？宋說好像夠戧。遼說，我你都打不過，一個比我還強大的挨著你有好處嗎？現在來看應該是咱倆聯合對付他，你怎么和他聯合對付我，你這是不義的行為，他是我的臣子，他叛亂，叛亂的臣子能不鎮壓嗎？童貫說，我們大宋皇上主意已經定了，你給我滾吧，我不聽你這一套。

遼國使臣站在院里哭：“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字字俱在，爾能欺國，不能欺天。”回去后一報告，7000遼軍趁夜劫營，15萬宋軍又敗了300里，神宗皇帝以來累朝儲積掃蕩無余，王安石變法攢下的那點兒錢這兩仗全打光了，刀槍甲杖堆積如山。而且他是帶著很多金銀財寶去的，準備收復了燕云十六州之后賞人，結果金銀財寶都被繳獲了。先賞遼人，后賞金人了。

通過這次戰爭，也讓金看到了大宋的無能，所以，滅遼以后。大宋繼續用錢買平安，這一次金如同一群無法喂飽的郎，錢照收，仗照大。因為在他們的文明里沒有什么禮義廉恥。只有利益。

終于，1127年，東京汴梁城居然淪陷了，徽、欽二帝都做了俘虜。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 。

所以，說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是不是禍國奸臣，他們為了反對變法而反對，不顧變法的成績所在，直接一刀切否定，并且上升了人生攻擊，使大宋走了歷史的退路，最后導致滅亡，是應該為北宋積貧積弱負全部責任。司馬光是需負首要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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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的歷史，不得不說的真相。大家好！我是史道驛站x，感謝關注與點評。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但他們兩人卻是志不同，道不和。也就是我們說的死對頭。王安石是勵精圖治的改革派，司馬光是墨守陳規的守舊派。他們在政治舞臺上你來我往，相互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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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實行變法。變法一開始，就受到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抵制，不過還好有宋神宗的力挺，變法之路雖說艱難，倒也得到實施。不過變法顯得有些不盡人意，執行的過程中，處處是坎坷。

一開始宋神宗也是信心十足，后來聽到的負面報告越來越多，也開始為變法擔憂。靠山都搖擺不定，變法失敗也就成了注定的事。守舊派不斷的挑毛病，王安石集團有些招架不住。加上王安石組織的變法團隊人員，良莠不齊，營私舞弊者不少。隨著宋神宗的離世，守舊派重新掌權，變法失敗。

司馬光集團上臺后，廢止了王安石變法，并對王安石集團進行了打擊。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在這一個回合的較量中，守舊派占住了上風，王安石被貶，變法團隊也被守舊派打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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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是被歷史認可的。司馬光極力反對變法，攻擊異黨，應該說他扮演的是一個不光彩的角色。那么他到底算不算禍國殃民的奸臣呢？我覺得司馬光完全可以算是奸臣。我的理由有三個：

一、國家利益

王安石變法，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他的改革措施，為繁榮北宋經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熙寧變法使得在宋神宗時期又出現了一個中興局面。司馬光破壞變法，就是損害國家利益，這是禍國的表現。

二、造福人民

王安石變法，讓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實惠，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數明顯提高。司馬光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貴族集團的利益，反對變法就是坑害人民，也就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這樣就激化了各個階級之間的矛盾。

三、國防建設

宋朝從宋太宗杯酒釋兵權開始，形成了重文輕武的政治局面，軍隊冗兵情況非常嚴重，王安石有意改變這一現象。司馬光破壞改革，就繼續使得北宋軍隊毫無斗志，沒有戰斗力，金軍入侵時的慘狀，足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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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是不是禍國奸臣，他們是不是應該為北宋積貧積弱負全部責任？】王安石變法是正面的，積極的。他有美好的愿望，一心想振興大宋。可司馬光集團卻想繼續歌舞升平，相互攀比，過著奢華的生活。政見的不同本來是件好事，相互彌補，相互促進，可守舊派和改革派之間的戰斗，成了不顧國家利益，不過人民死活，毫無原則的斗爭。改革派的政見，一概否定。要說北宋滅亡王安石有責任，倒不如說北宋的滅亡，司馬光是罪魁禍首。司馬光損害了北宋的利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司馬光都可以說是北宋的罪人，說他是奸臣一點都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