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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疑問 中國的戰時陪都為什么會確定在重慶？

8年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波瀾壯闊的時期 。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慶那樣，在短短幾年內登上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舞臺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英、蘇四國同盟的出現，中國從近代以來一直飽受列強壓迫的角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之一 。重慶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它在8年抗戰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烽火記憶 。
絕對的、最后的守備地帶
1932年1月，日本為了掩護制造所謂的滿洲國”，在上海頻頻制造事端，第十九路軍官兵守土有責，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 。南京距離上海不到300公里，當時的國民政府缺乏對外戰爭準備，情急之下移駐河南洛陽辦公 。3月初，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 。留在南京指揮淞滬抗戰的蔣介石稍覺心安：“國都既有根據，則持久抵抗之計劃較易實施 。”實際上西北地區貧窮，地方勢力強大，加上緊鄰晉綏，國防地理毫無優勢可言 。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戰消滅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所賜，蔣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遷都洛陽，“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那么問題來了，哪里安全呢？事關國防中心區，也就是國家抗擊外敵入侵的戰略總后方 。
參謀次長楊杰撰寫《關于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論述戰前可供國防中心區選擇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五處地方 。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條件最差 。武漢位于華中腹地，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漢水匯流，素稱“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過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備與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 。經過一番論證后，謀國之士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點是尚無鐵路，有待開發，但四川周圍崇山峻嶺環繞，不失為“絕對的、最后的守備地帶” 。
軍事學家蔣百里提出把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線上，“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后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 。蔣百里斷言中日之戰必定持久，津浦、平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占，戰時大本營宜設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帶 。蔣百里主張中國應充分發揮地大人多的特點，不戰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把敵人拖倒了而后已” 。蔣百里具有高尚的愛國情懷，他大聲疾呼：“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日本講和 。”鼓勵國人振奮精神，“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
1933年春，日軍進犯長城各關口，中國軍隊拼死力戰 。蔣介石在南昌舉行“軍事整理會議”，雖然依舊強調“攘外必先安內”，但也闡述了他的對日作戰方針：“現在對于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 。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將有新的變化 。”是年盛夏，內斗不止的四川軍閥再起糾葛，劉湘一舉擊敗劉文輝，大有統一全川之勢 。蔣介石開始將眼光轉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記云：“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
顯然，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 。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 。由重慶經貴陽建筑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 。”法肯豪森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辟西南國際交通線 。
上世紀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后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 。
確定四川為大后方
四川是中國內陸大省，特殊的盆地環境使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空間，人稱“天府之國” 。四川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幾乎全為層巒疊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艱難，泛指川中進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條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陸路 。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漸淪為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的舞臺 。1921年初，蔣介石曾建議孫中山：“四川非導入我勢力范圍不可 。”北伐戰爭時，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變，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后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 。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截然不同，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 。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5000支步槍，外加500萬發子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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