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男子為何要男扮女裝的五大原因( 二 )
在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卷七中,除了有與桑(羽中)案件同類的事例之外,還記載了當時的多種騙婚現象:有以丑女調換美貌者,有以出嫁為名裹挾男家財物逃走者,“又有幼男詐為女子,敷粉纏足,其態逼真 。過門時,承其不意,即逸去”者 。其中“裹挾男家財物”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詐騙現象,明代名日“挈殃兒”,今天稱為“放鴿子”,只是新娘都是女騙子(也有被人販子所迫者) 。至于男扮女裝的騙婚案件,在今日則基本不復存在了 。
第三類可視為古代男嬖的流風 。在我國歷史的某些時期,社會上曾出現過女裝打扮的某一類男子群體,這其實是此類人畸形生存狀態或病態審美心理的反映,如《荀子·非相篇》中指出的“今世俗之亂民,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于女子” 。雖然這種妖冶的裝束也一度引得女性的追捧,但最終是遭到了社會大眾的鄙棄,并受到了刑法的制裁 。此外,古代國君寵幸男嬖,多蓄倡優的風氣到后世也逐漸波及民間 。據宋代周密的《癸辛雜識后集》“禁男娼”條所載:“聞東都(筆者按:此指北宋)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 。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賞(疑應作“罰”)錢五十貫 。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 。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 。敗壞風俗,莫甚于此 。”雖然這種傷風敗俗的現象自古便遭到社會輿論的指斥或是官方的取締,但卻禁而不止,一直蔓延到明清時期 。當時的文獻及小說中還時常出現青衣、孌童一類人,他們雖然未必女裝,但這既是古來男嬖惡俗的流毒,也是封建末世窳敗世風的折射 。
與上述情形類似的還有魏晉時代的男子女裝 。當時的貴族男子往往追求一種女性化的美,他們日常不僅面敷粉黛,腰佩香囊,行步顧影自憐,而且有人還愛著女裝 。這在今天被稱為“異服癖”,是一種性心理障礙,但在魏晉時期則被某些人視為時尚 。如《世說新語》中形容男性美常用“玉人”、“玉山”、“玉樹臨風”等詞匯 。還有大名士何晏,他“美姿儀,面至白”,平日里“動靜粉白不去手”(《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而且還“好服婦人之服”(《宋書·五行志一》) 。這種病態畸形的柔弱之美,自然也反映出一種缺乏陽剛之氣的時代風尚 。
第四類屬于我國戲曲表演中的“男旦”藝術 。中國戲曲史上早期的演員大多為男性,如先秦時代的優孟、優旃,兩漢百戲中的倡優,直到唐代宮廷的黃幡綽、張野狐等 。不過發展到唐代,宮廷和民間都盛行歌舞戲和參軍戲,這時的演員既有男亦有女,既可女飾男,也可男扮女 。但由于心理因素,人們對其中男優扮女的表演還是頗存非議的,例如韓愈在《辭唱歌》中,先是對身材曼妙的女伶的歌唱倍加贊揚,然后對男優的歌唱予以嘲諷:“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 。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這里所苛責的顯然是男優扮女的表演 。元明時代,戲曲舞臺上涌現出一批批優秀的坤旦,然男旦藝術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至清代,男伶逐漸占據旦行的主流 。清人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就記載了眾多的男旦演員,其表演藝術已達到了較高水準 。同書卷九還說:“揚州花鼓,扮昭君、漁婆之類,皆男子為之 。”其后再發展到近代的戲曲舞臺,無論是昆曲劇社還是花部戲班中,都不乏男旦的表演 。尤其是經過幾代京劇藝人的努力,男優表演已逐漸升華為一種高雅的“男旦”藝術,而且名伶輩出,為國粹添光彩、傳佳話了 。需要說明的是,歷代男伶的女裝表演屬于一種舞臺藝術,與其他類型的男扮女裝本質上決然不同 。而且男旦的女裝僅限于舞臺或藝術照,日常生活中他們仍是男性裝束 。
第五種情形則是作為軍事行動的掩護,男扮女裝用于麻痹敵軍,屬于一種謀略 。例如《舊唐書·李密傳》記載,當李密反叛唐高祖時,王伯當效忠于李密,“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黑蘺(一種四圈有幔的帽子,也稱“帷帽”,可以擋風遮面,北朝及唐代婦女出門時常戴之),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 。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 。再如《舊唐書·丘和傳》記載,在隋末的戰亂中,漢王楊諒舉兵謀叛,當時丘和奉命守蒲州(今山西永濟) 。楊諒知道丘和善弓馬,得人心,要奪蒲州只能智取,于是讓手下的兵士都穿上婦女服裝,頭戴冪罱,出其不意地掩殺到城中,攻占了蒲州 。由于女性歷來與打仗廝殺關系疏遠,不易引起敵方的注意,往往能發揮出奇制勝的偷襲效果,所以被王伯當、楊諒等人一再加以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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