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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原因 怕帝國主義干涉( 三 )


早在黃興寫這封信以前，湖北軍政府和已獨立的南方其他各省軍政府，已經確立了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舉袁做第一任大總統的方針 。江海關稅務司蘇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總稅務司安格聯(F?A?Aglen)的報告說：“黎元洪宣稱，他已通電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十三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6頁 。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情報第二十七報于9日上午的報告：“傳說黎元洪曾對某外國人談，現在中國各地革命軍之五個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請袁世凱擔任中華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云 。”《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一號，第563頁 。正是因為已確定了這個方針，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的代表劉承恩、蔡廷干談判時，黎對劉、蔡說：“予為項城計，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復汴冀，則汴冀都督非項城而誰？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 。”《辛亥革命》(叢刊本)(八)，第66頁 。當時，《神州日報》也公開報道：“黎元洪以中國共和第一任總統許袁世凱，現袁對此事之答復，猶豫未決 。”《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2日，北京電 。“袁世凱逗留不肯赴北京，聞已受黎元洪言愿為共和領袖，以冀彼舉為第一總統 。”《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3日，漢口電蕪湖轉 。過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論著，多把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的制定歸之于當時像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擠進革命陣營所產生的影響 。現在看來，這種看法，并不符合實際 。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滲入各個革命的軍政府，他們對這種“舉袁”方針的制定有影響是事實，但并不是主要的 。11月初，南方各軍政府確立這個“舉袁”的方針時，離武昌起義尚不到一月，事實上，當時在各個軍政府內部的舊官僚和立憲派人的發言權并不大 。上述《民立報》和《神州日報》所發表的言論，足以有力地說明：袁世凱如果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的確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一些人，而是當時在革命黨中較普遍地存在著一種認為袁世凱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 。“舉袁”方針的確定，應該說，正是這種心理狀態的集中反映 。這種方針的確定，為各種支持袁世凱上臺的社會勢力(包括帝國主義的勢力)的預謀得以實現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
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這個方針，自從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軍政府提出，經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開會時，得到正式以決議的形式通過后，一直為革命黨人所奉行貫徹 。南京光復后，黃興于12月9日給汪精衛的復電說：“項城雄才大略，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與民軍為一致之行動，迅速推倒滿清政府，令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此全國人人所仰望 。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 。”《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4頁 。南北議和開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報》在以《告唐紹儀》為題的社論中說：“吾深有待于唐紹儀之宛轉陳述，俾袁氏迫令滿虜以退讓為能，則民國之建，無以為梗 。吾族健兒必樂予滿虜以特別之優待，而總統之席，袁世凱終有當選 。千載以后，銅像巍峨，不啻唐紹儀貺之 。袁氏之感謝，及于子孫 。”《告唐紹儀》，《民立報》1911年12月16日 。12月18日，南北議和在上海正式開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別向《大陸報》公開聲明，只要袁世凱“不再遲延承認共和政體，必可選為共和國總統 。”《革命中之西報觀察》，《神州日報》1911年12月25日 。12月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后，也分別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兩次致電袁世凱，表示臨時大總統一席，他只是“暫時承乏”，只要袁世凱擁護共和，他一定“讓位” 。
由上可見，自從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直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后，革命一方所發表的公開聲明，從未改變 。即使在南北議和期間，許多革命黨人一再批評議和的錯誤，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卻很少有人從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舉他為大總統的這一方針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黨人產生擁袁以建共和最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二
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一再宣傳只要袁世凱反正即舉為大總統，難道他們對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毫無認識么？也不是 。事實上，就在宣傳袁最適于做總統的同時，也有人不斷揭露他是“帝制自為”絕不可信賴的奸雄 。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短短的幾天內，既登擁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 。如《神州日報》在11月15日的社論中提出迎袁出來做大總統為當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發表題為《論過信袁世凱者之誤》的“社論”，指出袁有“操莽之遺風”，在“汲汲收攬兵權”，“欲其身享無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實”，“吾人決不能以無數鮮血，億兆無量之犧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為富貴之資 。”《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 。其后，隨著袁世凱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擁戴，而是在殘酷鎮壓革命的同時，大肆玩弄停戰、議和的花招，別有用心地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的時候，人們對他的反革命伎倆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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