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公車改革”為何不能進行到底？( 二 )
清朝進關后，朝廷規定在京的滿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乘馬，不準坐轎;一品文官如果因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馬的，必須經過特許才可坐轎;漢族文官可以坐轎 。但京師城區域廣大，官員住宅距供職官衙的路途都很遙遠，如果要乘轎上下班，得準備兩班轎夫中途替換，一班轎夫抬轎時，另一班乘大板車隨后 。計算下來，養一乘轎子的年度開銷需要數千兩銀子 。因此，清朝龐大的官僚機構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國家財富 。
因此，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朝廷都在致力于“公車改革”，規定在不影響官員形象的情況下，鼓勵滿漢大臣一律乘坐輕便價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了，比坐轎省得多 。而那些要一些高級官員，綠呢大轎可以保留著，放在宅第的轎廳里，需要顯示一下派頭時，可以花錢去轎行雇轎夫來臨時抬轎 。
但是，從《清朝文獻通考》的記載來看，滿族官員不許乘轎的禁令在康熙時就已被突破，到乾隆時乘轎已成普遍現象，乾隆皇帝為此連發詔諭訓斥，但是僅靠三令五申是沒有效果的 。當時，大將軍福康安，他作為乾隆的寵臣，長年統兵，“其出師督陣亦坐轎，須用轎夫三十六名，輪替值役，轎行如飛 。”
從總體上看，明清兩朝前赴后繼的“公車改革”總是前緊后松，有頭無尾，雖有突破，但卻不能“公車改革”進行到底 。公車的日益舒適化和奢侈化無疑會推高官場腐敗的程度和加速官場腐敗的進程 。如何有效限制公車的消極作用，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都是政府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 。如何標本兼治地解決公私不分、公車消費負擔過重的問題，的確值得反復思量 。這既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既是一個當前的問題，更是長遠的問題，不容許半點輕視與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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