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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 困于輪椅之上：10多年來他們穿越沙漠、探險冰川……終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二 )


偏見與偏愛
與整個社會發展的速度相比，殘疾人還遠遠落后于健全人，這與他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進入21世紀，人們對殘疾的認識迎來新的階段，雖然針對殘疾人的社會基礎設施在不斷完善，但在張仲看來，意識層面的偏見始終存在。
殘障 困于輪椅之上：10多年來他們穿越沙漠、探險冰川……終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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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張仲在東戴河。（圖片/來自受訪者）
六年前，有一家劇組找到張仲想拍攝一部關于殘疾人的故事片，但張仲看了劇本后拒絕了，原因是他認為編劇把殘疾人真的寫成了“殘疾”，原本他希望只是一種更加真實的表達，但最終還是寫成了勵志的故事。
“‘一個拄著雙拐的殘疾人小姑娘從這里走進來’……有必要這么強調嗎？”
他感覺失望又遺憾，他不喜歡外界將殘疾人當成勵志的榜樣，因為從某種程度來講，這更強調了本身的缺陷。比如，他們去牧區參加一場比賽表演后，主辦方給他們頒發了“特殊貢獻獎”，而這個獎最終被他謝絕。
偏見有時帶著偏愛，讓他恐慌。
在一次獨自出行中，張仲正準備坐著輪椅從臺階上下去，臺階不算高，憑著以往的經驗，他完全可以自己下去。但不料幾位熱心群眾見狀過來幫忙，結果因為不熟悉操作，結果他連人帶車翻了下去。
這樣的事情在他的生活中發生過很多次。后來他專門寫了一個扶殘助殘志愿者注意事項，在全國多個城市開設了講座，呼吁大家，改“主動幫助”為“旁觀幫助”，這被他視為平等和尊重的第一步。
殘障 困于輪椅之上：10多年來他們穿越沙漠、探險冰川……終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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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張仲在達古冰川。（圖片/來自受訪者）
曾有人在網上提問，我國有8500多萬殘疾人，為什么大街上卻很少看到？除去自身條件和基礎設施因素外，敏感與自卑一直是這個群體不可回避的問題。
董京莉與張仲最早相識于殘疾人合唱團，因為先天性脊柱裂，走路跛腳，童年的她常受街坊鄰居的議論和嘲笑。她對輪椅的厭惡與生俱來，潛意識里覺得輪椅跟重殘或者死亡有著某種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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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京莉在家中進行傳統玉石雕刻（央視網采訪人員王偉 攝）
董京莉也曾埋怨過命運，但最終還是接受了現實。努力工作、學習唱歌、醉心繪畫、潛心玉雕，只是不喜歡出門、不喜歡看電視、不喜歡穿艷麗的衣服，回避一切與行走或跑跳有關的活動。如果實在有事要出去，她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2010年，公安部頒布了新修訂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修訂后的111號令放寬了殘疾人駕駛汽車的身體條件要求，允許右下肢、雙下肢殘疾人駕駛汽車。
董京莉是第一批考取駕照的殘疾人。雖然在所有科目都順利通過后，她又被要求去指定醫院再次開具了殘疾人證明，但內心依然興奮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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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京莉在彩排結束后準備駕車回家（央視網采訪人員王偉 攝）
從以前的“殘廢人”到后來的“殘疾人”再到國際上推廣使用的“殘障人士”，不同的稱呼體現了時代文明的進步和對不同群體的尊重；一個字的更改，更反映了人類社會對殘疾認知的巨大飛躍。
輪椅之舞
早在生產力還比較落后的時代，人們主要依靠體力勞動來維持生產和生活，而殘疾人常常處于困窘的境地。他們往往被視為群體的累贅、家庭的負擔。但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他們逐漸融入各行各業，甚至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結束不久,中國殘聯決定引入一項在國內從來沒有開展過的殘疾人體育運動——輪椅國標舞,而張仲正是舞蹈輪椅的研發者，也是輪椅舞蹈的第一批隊員。
培訓結束后，張仲組建了北京輪椅舞蹈隊，他邀請董京莉一起。那時，隊里少時僅三四個人，多時30多個人，其中年齡最大的71歲，30多歲的董京莉是隊里最年輕的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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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張仲與隊員們在一起（央視網采訪人員王偉 攝）
輪椅國標舞屬于體育舞蹈，對舞者的體力和靈活度有很高的要求。跳拉丁舞時，車輪要能快速旋轉也必須能立刻定住，整體動作要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而這些動作需要坐姿舞伴在站姿舞伴的引導下用雙手和整個上半身去完成。
但輪椅終歸不是身體的一部分，要控制它，讓它代替雙腿其實是很難的。一開始練習轉圈時，董京莉會感到頭暈惡心，十圈、二十圈、三十圈……因為腰部沒有力氣，掌握不好重心時整個人就會從輪椅上摔出去，而且常常會壓到站姿舞伴的腳，或者掛到舞伴的裙子，兩個人一起摔倒。有一次在上場比賽時，因轉速過快，董京莉輪椅上的一個輪子直接離開輪椅飛了出去，她坐在三個小輪子支撐的輪椅上，一動也不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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