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tǒng)一貨幣還有什么,秦始皇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 _統(tǒng)一

九年義務(wù)制教育告訴我們，秦朝統(tǒng)一后施行了“統(tǒng)一貨幣”的制度，六國各式各樣的青銅鑄幣被替換成了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錢，這也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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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jié)論當(dāng)然是基于“史料”的總結(jié)，最重要的就是兩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zé)o常。（《史記·平準(zhǔn)書》）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zhì)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zé)o常。（《漢書·食貨志下》）

《史記·平準(zhǔn)書》中的這段“太史公曰”，“一中國之幣為（三）等”的“三”字，在中華書局點校本中依據(jù)《漢書·食貨志》改為“二”字，完美地照應(yīng)了后文，因為后面只提到了“上幣”黃金和“下幣”半兩錢，沒有“第三種” 。
這種文本邏輯的“通暢”如果沒有出土簡牘的旁證，絕對無懈可擊，可偏偏在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的《金布律》中有如下規(guī)定：

布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
錢十一當(dāng)一布。其出入錢以當(dāng)金、布，以律。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jǐn)，皆有罪。

翻譯過來就是：“行布”，也就是作為“流通貨幣”的布，是有明確規(guī)格的，只有長度八尺，橫寬二尺五寸的布，才能作為“行布”，布的質(zhì)量差或長寬不符合標(biāo)準(zhǔn)的，不允許作為“行布”使用。
而每塊“長八尺、款二尺五寸”的“行布”稱為“一布”，兌換銅錢比例為1：11，官府出入銅錢抵兌黃金、行布，要按律執(zhí)行兌換率。
在市場的“列”中，做買賣的“商人”與官府的“吏”，都不允許選擇性地收取“行錢”和“行布”，凡有拒絕挑選、拒絕“行錢”、“行布”者，市列伍長不告發(fā)、市吏沒有發(fā)覺，全都要治罪。
“行布”與“行錢”的并列存在，已經(jīng)說明，至少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書寫人“喜”卒年，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前，秦朝仍舊將“布”作為法定流通貨幣，而此時距離秦統(tǒng)一天下已近5年之久。
所以，學(xué)界有人認(rèn)為《史記》和《漢書》此處記載有誤，秦統(tǒng)一之初，施行的是“行金”、“行布”、“行錢”的“三幣制”，而非“上幣”、“下幣”的“二幣制”，見羅運環(huán)《中國秦代漢初貨幣制度發(fā)微——張家山漢簡與睡虎地秦簡對比研究》（《新聞與傳播評論》，2012年第6期）：

歷來學(xué)者皆贊同二幣制，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面世后，學(xué)者們又多認(rèn)為秦代行三幣制，這兩種傾向都不妥。本文認(rèn)為：《史記·平準(zhǔn)書》“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之下，只言上幣和下幣兩等，當(dāng)是在表述秦朝前中期的三幣制和后期改行二幣制的情況中間有脫簡。《漢書·食貨志》改為二等當(dāng)為班固或其父班彪的誤解，不合秦朝實際，不足為據(jù) 。其三，法定貨幣由三幣制改變?yōu)槎胖茣r間當(dāng)在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復(fù)行錢”之時。

這個問題看似迎刃而解，但更大的問題隨之而來，那就是：
“黃金”在秦朝到底是不是貨幣？更進一步地說，《史記》、《漢書》中“上幣”、“下幣”中的“幣”等同于現(xiàn)代“法定貨幣”的概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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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說說“幣”：

幣，帛也。（《說文》）
四曰幣貢。（《周禮·大宰》。司農(nóng)注：“繡帛。”）
幣曰量幣。（《禮記·曲禮》）
用圭璧更皮幣。（《禮記·月令》）
事之以皮幣。（《孟子》）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請具車馬皮幣。（《戰(zhàn)國策·齊策三》）
凡執(zhí)幣者。（《儀禮·十相見禮》。疏：“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

上述的文獻(xiàn)，虛點說上起西周，實則均為戰(zhàn)國末期至秦漢，乃至于東漢的文字，但其中的“幣”字使用，無論是“帛”還是“繡帛”，或是更寬泛的“玉馬皮圭璧帛”，都只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財物”、“財富”的概念，而沒有涉及到現(xiàn)代意義上“貨幣”最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交易媒介” 。
也就是說，“幣”不等于“貨幣”，“貨幣”卻一定是“幣” 。
詳見《管子·國蓄》：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yuǎn)，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
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萬民而籍于號令也。

注意，一般認(rèn)為《管子》一書作于戰(zhàn)國至秦漢之際，所以其表述的“經(jīng)濟思想”與我們的討論時代恰恰相符。
這段話，首先討論了“幣”的產(chǎn)生，恰恰由于其產(chǎn)地距離“周”非常遙遠(yuǎn)，所以獲取困難，即“故托用其重”，這個“重”實為“價值高”、“數(shù)量少”之義。所以，用價值最高的“珠玉”作為“上幣”，其次的“黃金”作為“中幣”，以最容易獲得的“刀布”，也就是“青銅鑄幣”和“實物”作為“下幣” 。
緊接著，討論的是“幣”的功能，即“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這一條非常重要，翻譯過來就是，先代圣王用“幣”來“積蓄財富”，以為國用，也就是其價值是唯一的——“財政工具” 。
再向下看，為什么要用它呢？因為今天的人君，征收臨時的“貨幣稅”，也就是十日、八日、五日、當(dāng)日的索求對經(jīng)濟的毀傷效果各有不同，越“急”則對社會經(jīng)濟的毀損越大。
正因為“先代圣王”了解這個規(guī)律，所以，才不直接向百姓索求，而使用“貨幣號令”（所謂“輕重之術(shù)”）作為手段。
說得直白點，就是在秦漢時代所有“貨幣思想”的起點，都是為了“財政”服務(wù)，“貨幣”的交易功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國民經(jīng)濟相關(guān)的影響，那都是“連帶考慮”，“小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建立在“交易”基礎(chǔ)上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xué)”中的“貨幣”決不能和上文中的“幣”畫等號。
故此，依據(jù)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的記載，秦朝的“錢”、“金”、“布”確實是并列存在的概念——“其出入錢以當(dāng)金、布，以律。”但是，同在《金布律》中，卻只有“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也就是說，在市場交易中，不允許挑選、拒收“行錢”、“行布” 。
只見“行錢”、“行布”，卻無“行金”之語，難道不奇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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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中明確寫道：

金不青赤者，為行金。

也就是說，到西漢呂后二年時，“行金”和“行錢”的“雙幣制”是確定的，并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如果對應(yīng)秦律，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金布律》還是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金布律》，都沒有提及“行金”，當(dāng)然，也沒有專門的《錢律》篇目。
秦簡是不是因為罪行太小，所以寫漏了？
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撰寫的《湖南益陽兔子山九號井遺址發(fā)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其中所發(fā)表的秦簡三二顯示：

十月已酉，劾曰女子尊擇不取行錢，問辭如劾，鞫審。已未，益陽守起、丞章、史完論刑（字為：左食，右外乃內(nèi)又）尊市，即棄死市盈十日，令徒徙棄冢間。

十月已酉，查秦代朔閏表，應(yīng)為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歲首，起訴一位名為“尊”的女子“擇不取行錢”，也就是拒收“行錢”，問審及復(fù)審均事實無誤，當(dāng)月，由益陽守，按益陽為縣，應(yīng)為名為“起”的縣令，縣丞“章”，令史“完”定罪為“棄市”，將人殺死后，死尸在“市”暴尸十天，然后讓徒隸移“尊”的尸體到亂葬崗丟棄。
也就是說，“擇不取行錢”的刑罰是“棄市”死刑，遠(yuǎn)比《二年律令》中的“罰金四兩”為重，當(dāng)然不能算是“小罪”，而“金”又是和“布”并列的“財物”，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秦制之下，確實沒有“行金”，但“黃金”仍舊是“上幣” 。
【秦始皇統(tǒng)一貨幣還有什么,秦始皇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通俗地解釋一下，“黃金”是“上幣”，卻不是市場中流通的“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