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俠精神是一種什么精神品質 _古代

按通常理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俠，仗義疏財、賑窮周急也是俠。俠文化是傳統文化中獨具魅力的一支脈絡，俠精神不止于打抱不平、快意恩仇，而是展現了中國人的豪情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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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記》中描繪的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史記》整體概括了什么是俠之精神，處于社會中下層的俠，也就是游俠，卻最終消失在了西漢時代。
查中國歷史，儒（仁）與墨（俠）是中國文化的兩大重要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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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倡導禮和仁，以遵從秩序等級的中庸之道而為歷代統治所青睞，成為治世的工具；墨倡導兼愛，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提倡俠義的精神。俠者貴義，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義之所棄，雖萬金將于我何干？俠的精神絕對不是“男兒要殺人，殺人不留名”之類的市井所念。
儒和俠，中國文化的這兩種精神，相輔相成：一為開明時期的秩序保障，一為亂道時期匡正時弊的文化工具和精神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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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的產生是在貴族社會解體的過程中一種非制度化的分權，而且是對日益發展的集權的一種抵制。貴族的身份注定他們生下來就是要管公共事務，管“他人事”是伴隨著他的身份而來的。而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則沒有這種權力，自然就不會有這種習慣。
出身貴族的俠，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都有權、有土、有勢、有錢，登高一呼，從者云集，煽起了一股游俠之風，揚名千載，成為向慕游俠者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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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西漢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許多士人還是懷念戰國那個“權出多門”時代的。那時權力的分立，社會有較大的生活縫隙，有才能的人才會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
不過當權力集中后，俠也就消失了。
韓非在五蠹里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擺明了他的態度就是跟俠作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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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韓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說是這么說，可我總覺得跟李悝、商鞅、吳起之流相比味道有點不對。二十二卷《韓非子》從頭到尾好像不是在說要如何建立一個完整有效的法制社會，而是在教當皇帝的要如何把大權都抓在手中，如何控制手下和老百姓們。
到了西漢，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極端主義，也不像漢初的無為而治，多少有些韓非的意思了。士人追捧俠的風氣漸漸平息，皇權專制制度日漸完善，以武帝以后，平民游俠，干預公共事務的情狀，基本消失。士大夫終于弄明白，在“權出一孔”時，榮辱升沉，皆是皇權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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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中后期的俠則已然成為史家筆下精于牟取利益的豪暴之徒。中華真正的俠文化，也就是在西漢時代暫時“斷篇兒”了。
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這種游俠精神是中華民族身上的一種優秀的品質，但這種品質一直經受幾千年來各種專制社會的打壓，因為俠本身就是對古代集權社會的一個挑戰。經過幾千年的集權社會的打壓，俠精神這種寶貴的品質在我們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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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游俠精神是一種什么精神品質】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儒”的大旗張揚，唯缺乏“俠”的骨骼支撐！
游俠是與皇權對峙的民間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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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是怎樣定義游俠的本質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太史公認為游俠代表了仁、義二字。
在《游俠列傳》里展示了游俠的精神層面：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言必信，行必果，己諾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太是公將俠分為四類：布衣之俠、閭巷之俠、鄉曲之俠、匹夫之俠。
他們無一例外是來自民間的，這一點大大不同于那些依附于權力的“士”，他們像蠟燭，以自己的價值觀照亮了茫茫黑暗中的一片角落。
太史公認為游俠施恩以“仁”，他的屈辱經歷決定了他對游俠這類下層人物獨特的價值取向。游俠的英雄壯舉很難被世人所熟知，他嘲諷戰國四君子的名聲是——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比起《史記》中震爍古今的刺客，游俠是弱小的，缺乏拼死一搏的壯舉，對歷史的影響也比較小，他們的價值觀，極度平民化，也極為真實。葉洪生在《中國武俠小說史論》里指出：刺客報恩以武，游俠施恩以仁，雖然兩者皆重然諾、輕生死，但畢竟在立身行事的動機與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馬遷為游俠刺客列傳，徑渭分明，實屬有深意在內。
游俠的人格得到了墨家仁愛思想的真傳，他們的精神屬性有：助人為樂，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誠實，愛惜名譽，慷慨輕財，鋤強扶弱，不求報施。“戒妄殺”逐漸成為后世俠者共同遵守的信條。
自北宋以后，由于儒學復興的影響，許多社會生活中的日常倫理，都帶上了儒學的義理主義色彩，俠也在這個時候文氣加身，成了所謂的“義俠”，儒與俠的關系空前緊密，成為現實生活中俠的信條，如此，儒與俠終于在高層次的社會行為和人格境界上都達到了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