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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接受青霉素臨床治療的病人，究竟因為什么死亡？

阿爾伯特·亞歷山大（Albert Alexander）的生命正走向倒計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各地爆發 ， 戰火連天 ， 民不聊生 。亞歷山大 ， 只是這時代洪流中的一顆水滴 。他原本是英國牛津郡（Oxford）的一名警察 ， 不幸的是 ， 他臉部的一道傷口嚴重感染 ， 引發了致命的敗血癥（sepsis） 。此時此刻 ， 在他的血液中 ， 無數可怖的細菌正攻城略地 。
亞歷山大的醫生查爾斯·弗萊徹（Charles Fletcher）稱[1] ， 亞歷山大正處于難以言說的巨大痛苦之中 ， “病入膏肓 ， 令人悲傷 。”細菌感染正在活生生地將他吞噬——他已經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 而膿液仍布滿了他的面龐 ， 甚至侵襲到了他的肺部 。
考慮到所有現行療法都已用盡 ， 而死亡在步步逼近 ， 弗萊徹醫生認為 ， 亞歷山大會是開展新型實驗性療法的最佳人選 。1941年2月12日 ， 在這個值得被歷史銘記的日子里 ， 亞歷山大成為已知接受青霉素（penicillin）臨床治療的第一人 。僅僅數日之短 ， 他的病情出現了令人驚嘆的好轉 。
作為一名藥理學系教授 ， 我對亞歷山大的故事耳熟能詳 。每年做抗生素講座時 ， 我總是使用他的故事作為引入 。和很多其他微生物學講師一樣 ， 我以往一直告訴學生們 ， 亞歷山大患上敗血癥是由于他在修剪花園里的玫瑰花叢時 ， 面頰不慎被棘刺劃傷 。這一說法不僅在科學文獻中成為了主流 ， 在近期的報道和書籍中也隨處可見 。
問題在于 ， 在這個故事里 ， 雖然關于青霉素的神奇療效部分是準確的 ， 但有關亞歷山大受傷的細節卻混亂模糊 。而這很有可能是由于戰時的宣傳政策所致 。
打破窠臼的發現
早在1928年 ， 微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便意識到了青霉素擁有作為抗生素使用的潛能 。弗萊明任職于倫敦的圣瑪麗醫院（St. Mary’s Hospital） ， 后來因一個培養皿上的意外發現而名垂青史 。當時的弗萊明 ， 正在培養皿中培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al bacteria） ， 他偶然發現 ， 在被青霉菌（penicillium）污染的培養皿中 ， 葡萄球菌無法正常生長[2] 。弗萊明由此推斷 ， 青霉菌的“汁液”能殺死特定種類的細菌 。
十年后 ， 由霍華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在牛津大學領導的一個科研團隊接手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從“青霉菌汁液”中提取及純化活性物質 ， 并正式測試它的抗菌性能 。1940年8月 ， 弗洛里與同事們發表了他們打破窠臼的研究結果[3]：純化后的青霉素成功治愈了小鼠體內的多種細菌感染 。
動物試驗獲得了階段性成功 ， 但人體試驗的開展卻困難重重 。弗洛里聯系上了弗萊徹醫生 ， 希望他能幫忙尋找一名適合應用青霉素臨床療法的患者 。后來我們知道 ， 這名被選中的患者便是亞歷山大 。彼時的他已經無路可走 ， 如果不嘗試實驗性療法 ， 生命便危在旦夕 。正如弗萊徹醫生所說：“采用青霉素療法 ， 對他而言只有好處 ， 他已經沒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
當時 ， 由于青霉菌的生長速度遲緩、單次產量較低等原因 ， 純化過的青霉素極為稀缺 。與治愈一只小鼠相比 ， 治愈一個人所需要的青霉素用量要大得多 。醫生們不得不從亞歷山大的尿液中回收提取未被分解的青霉素 ， 但即便如此 ， 想要徹底清除感染 ， 這些青霉素量也還是不夠 。在患者病情好轉以后的第10天 ， 未能斬草除根的細菌感染又卷土重來 。亞歷山大終究沒能熬過這一劫 ， 在1941年3月15日 ， 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 享年43歲 。
一石激起千層浪 。盡管結局未能如愿 ， 亞歷山大的病例仍舊轟動了學界 ， 有關青霉素的研究一時吸引了無數目光 。弗萊徹醫生認為：“青霉素能夠為細菌感染的患者帶來暫時的緩解 ， 這是確鑿無疑的 。最重要的是 ， 在亞歷山大接受青霉素連續注射的五天中 ， 我們沒有觀察到任何毒副反應 。”
1942年3月14日 ， 在亞歷山大去世一年以后 ， 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醫生們將青霉素注射進了另一名女性患者體內[4] 。這位患者名為安妮·米勒（Anne Miller） ， 當時她因為葡萄球菌引起的敗血癥而在死亡邊緣徘徊 。在注射足量青霉素后 ， 米勒奇跡般地完全康復 ， 并由此成為了被青霉素治愈的第一人 。米勒的康復無比地振奮人心 ， 在此之后 ， 實現青霉素的大規模生產成為了美國陸軍部的首要任務之一[5] ， 優先級僅次于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 ， 即美國陸軍部于1942年6月開始實施的利用核裂變反應來研制原子彈的計劃） 。二戰期間 ， 青霉素的使用不僅有助于預防士兵傷口的感染 ， 也給了被淋球菌感染的軍人重返戰場的機會 。不可否認 ， 小小的青霉素對于同盟國的最終勝利而言 ， 功不可沒[6] 。
玫瑰花叢的故事 ， 是他們心中的刺
如今 ， 阿爾伯特·亞歷山大已經成為了眾所周知的使用青霉素進行臨床治療的第一人 ， 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同樣廣為流傳的 ， 是亞歷山大的“死因”——在玫瑰花叢中刮傷所引起的敗血癥 。
然而 ， 事實真的如此嗎？在2010年 ， 歷史學家、《牛津醫學：穿越九個世紀》（Oxford Medicine: A Walk Through Nine Centuries）一書的作者埃里克·西德博特姆（Eric Sidebottom）接受了采訪[7] ， 掀開了真相的面紗 。據他所言 ， 在1940年11月30日 ， 真正讓亞歷山大受傷的并非玫瑰花刺 ， 而是德軍的轟炸 。亞歷山大工作的警察局遭遇了炸彈襲擊 ， 彈藥碎片劃破了他的面部 ， 并最終導致了他的感染和死亡 。
亞歷山大的女兒希拉·勒布朗（Sheila LeBlanc）后來搬到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 成為了一名藝術家 。2012年 ， 她在接受當地一家報社的采訪時[8] ， 證實了西德博特姆的說法 。除此之外 ， 勒布朗還向大眾披露了父親的離世給他們的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 。他們一家所住的房子并非為他們所有 ， 而是由家鄉提供專為村莊的警察所用 。亞歷山大離世后 ， 勒布朗一家被迫遷出 ， 在亂世中流離失所 。亞歷山大的遺孀由于失去了經濟來源 ， 不得不出外打工 ， 分身乏術的她無力照料孩子們 。勒布朗與哥哥因此被送往孤兒院 ， 飽嘗了世間冷暖 ， 彼時的她年僅七歲 。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生化寄生蟲學系教授邁克爾·巴雷特（Michael Barrett） ， 曾通過電子郵件與勒布朗談及亞歷山大的死因 。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9] ， 巴雷特寫道 ， 據勒布朗回憶 ， 他們當時所住的房子確實擁有一座美麗的玫瑰花園 ， 但她父親所受的致命傷與之并無干系 。殺死她父親的是德軍的閃電戰 ， 而非一根小小的玫瑰花刺 。
在2022年2月 ， 我設法聯系上了亞歷山大的孫女琳達·威拉森（Linda Willason） 。如她的媽媽一般 ， 威拉森也成為了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藝術家 。她向我證實了彈藥碎片的說法 ， 且認為玫瑰花叢的故事“不過是戰時的宣傳策略” 。為了維穩 ， 當時的政府淡化了轟炸造成的傷害 。
【第一位接受青霉素臨床治療的病人，究竟因為什么死亡？】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 ， 亞歷山大受傷的原因不過是微不足道的細節 ， 但修正相關的歷史記錄是極為重要的 。亞歷山大是一名恪盡職守的警察 ， 他在執行公務時不幸受傷 ， 并因此而犧牲 。他的死亡是悲壯的 ， 也值得被銘記 。玫瑰花叢的故事雖有著唯美的外殼 ， 卻掩蓋了他因公殉職的本質 。亞歷山大的后代希望 ， 真相能被廣而告之 ， 而虛構的玫瑰花叢則會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
在2021年 ， 英國的紐伯里市（Newbury）豎起了一塊紀念亞歷山大的牌匾[10] ， 其上寫道：“在1940年11月30日 ， 警察官阿爾伯特在南安普敦市（Southampton）執行公務時遭遇空襲 ， 不幸負傷 。傷口造成了葡萄球菌和鏈球菌感染 ， 并引發了敗血癥 。阿爾伯特被轉運至位于牛津郡的拉德克里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 ， 并成為了首位接受青霉素臨床治療的患者 。用藥后 ， 他的病情立刻出現了明顯好轉 ， 但礙于當時的青霉素產量不足 ， 細菌感染不幸復發 。他于1941年3月15日死亡 。阿爾伯特為抗生素發展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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