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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個盛世 康乾盛世的經濟發展( 二 )


國富民窮
雖然糧食產量增加，但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 。中國人一見使團丟掉一些死豬死雞，爭先恐后跳下海，去撈英國人的棄物 。而接到使團的殘羹剩飯，對他們用過的茶葉，中國人總是貪婪地爭搶，都要千恩萬謝，然后煮水泡著喝 。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 。同時期的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后，可剩余11鎊，約合33-44兩白銀 。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余 。[66]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
手工業
絲織業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中后期，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 。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余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余”，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 。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 。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于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朝在當地設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 。
棉織業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 。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 。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 。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 。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 。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此起家” 。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 。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 。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
陶瓷
江西景德鎮在清代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 。到乾嘉時，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 。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余處，遍布各地 。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
制糖業
制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 。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余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 。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
礦冶業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 。云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 。如云南的銅礦，至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 。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 。“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 。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云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余斤 。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 。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 。廣東佛山鎮的鐵器制造業也很發達 。那里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 。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
商業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系更加密切 。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于外省 。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 。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 。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 。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
康熙初年一度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是，又決定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 。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 。清朝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 。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 。在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并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 。并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占據著所有的城市 。[68]以致于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托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 。并總結說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松過上小康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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