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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變中的積極應對 主力第五軍馳援上海

早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長的蔣介石就下令預防日軍在上海發動進攻 。
1931年12月，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下野，由孫科接組南京政府 。但孫科政府軟弱無力，難以應付九一八事變后復雜困難的局面，尤其是財政陷入嚴重困境，軍費已積欠2個月未發 。因此1932年1月25日，孫科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辭職 。1月2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接受孫科辭職，南京國民政府再度改組，以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 。當夜，一二八事變爆發 。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變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蔣介石復出，被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軍委會委員(同時任命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為委員)，負責調動軍隊，指揮滬戰 。同日，蔣介石制定對日應對原則，即“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并且規定：“交涉必須定一最后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 。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 。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同時蔣介石在軍事上作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即87、88師)全力守南京”的軍事部署 。蔣介石于當日(29日)的日記中寫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蔣在日記中亦做出遷都洛陽的決定，以避免城下之盟：“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
同日(29日)，蔣介石致電駐武漢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第4師師長何庭瑤：“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十九路軍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 。我軍決與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衛，萬勿為其所屈 。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 。以后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 。”另有內容相同的電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 。(見《熊式輝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 。)
同日(29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駐蚌埠的第47師(師長上官云相)調駐南京浦口，防范日軍進攻南京 。(見《何應欽、朱培德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1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他說，滬戰發生后，“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 。”蔣介石要求全國將士“淬厲奮發，敵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此電發布后，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 。同日，國民政府發布《遷都洛陽宣言》，表示絕不屈服，并自該日起將國民政府部門遷往洛陽，但軍委會和外交部留駐南京，同時命令前方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共同指揮 。
2月1日，國軍第88師師長俞濟時致電蔣介石主動請求將所部調滬增援，蔣答：“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 。”
同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如日軍再攻正式開戰時，飛機亦應參戰，請照軍委會電令辦理為盼 。”
2月1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 。4日，軍委會劃分全國為4個防衛區：第一防衛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北，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防衛區，其區域為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以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防衛區，其區域為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衛區，其區域兩廣，陳濟棠為司令長官 。并決定：“各司令長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旋，同時，并電令川、湘、贛、黔、鄂、陜、豫各省出兵做總預備隊 。”軍委會還決定，在淞滬前線，除由第三防衛區負責外，并動員第二防衛區兵力為后繼部隊 。同時計劃以第一防衛區部隊(司令長官張學良)向東三省挺進，牽制日軍，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擴大侵略的余裕(但張學良并未積極行動，川、粵等省也未積極行動，可見不統一難以抵御外侮) 。同時命令沿江、沿海嚴加戒備，并從浦口開始，沿津浦路北上達徐州，西折沿隴海路至洛陽，全都大筑工事 。
2月2日，何應欽向蔣光鼐等人轉來汪精衛電報，內稱：“昨已電廣州同志，對于淞滬駐軍急速設法增援助餉，軍委會亦已決定增派軍隊淞滬，決不以十九路軍獨立苦戰，敬祈諸兄激勵將士始終堅決抵抗 。”
2月5日，蔣介石指示：“如倭以兩師以上陸軍參戰，則我方應另定計劃與之正式作戰，飛機與陸軍需預定協同作戰計劃，突然進攻，使敵猝不及防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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