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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順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戲 張綱拒絕作秀

自東漢中期起 ， 外戚、宦官與清流官僚構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團 。呂思勉指出：
“漢朝時候的社會 ， 本不及后世的平等 。它的原因 ， 是由于(一)政治上階級的不平 ， (二)經濟上分配的不平 。這種不平等的社會 ， 倘使政治清明 ， 也還可以敷衍目前 ， 為‘非根本的救濟’；卻是后漢時代 ， 掌握權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
我們不能將三大集團統斥為一丘之貉 ， 以一句“統治階級內部狗咬狗的權斗”抹殺所有是非 。毫無疑問 ， 外戚與宦官代表著王室 ， 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團；而清流官僚代表著文治政府(按錢穆之見 ， 漢武帝以來文治政府開始脫離王室而獨立 ， 是政治制度的一大進步) ， 力圖還國家民眾一個相對清明的政治環境 。東漢和帝以降 ， 倚恃君主好惡的左右擺動 ， 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輪番控制朝局 。但不論哪個集團上臺 ， 重用的都是自己人 。區別僅僅在于 ， 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黨羽 ， 宦官集團起用的是惟命是從的鷹犬死黨 。這樣的政局哪會清明！而黑暗腐敗的中央政治 ， 總是勾結地方上貪墨官吏與不法豪強 ， 魚肉當地民間的弱勢群體 。呂思勉這樣概述當時情勢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 ， 各處郡縣都布滿了貪墨的官；各處郡縣都布滿了貪墨的官 ， 各處的土豪 ， 就都得法起來 。那么 ， 真不啻布百萬虎狼于民間了 。”且以順帝朝為例 ， 以張嬰為首領 ， 聚眾萬余人 ， 在揚州、徐州之間(今江蘇南部)長期“寇亂” 。這一群體性事件的真正起因 ， 是那些弱體群體“不堪侵枉 ， 遂復相聚偷生 ， 若魚游釜中 ， 知其不可久 ， 且以喘息須臾” 。
且說漢順帝11歲即位 ， 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為皇后 ， 不久 ， 就拜梁商為大將軍 ， 其子梁冀為京城最高長官河南尹 。梁商還算安分 ， 梁冀卻“居職多縱暴非法” ， 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殺”告發他的洛陽令呂放 ， 還目無國法 ，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余人” 。梁商一死 ， 順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將軍之職 ， 還讓梁冀之弟梁不疑代為河南尹 ， 梁氏兄弟成了專橫跋扈的官二代 。繼和帝朝的竇氏、殤帝朝的鄧氏以后 ， 梁氏外戚集團掌控了朝政大權 ， 而且為惡更烈 。
按呂思勉的說法：“凡是一種特殊階級 ， 不到他應當滅亡的時候 ， 無論他怎樣作惡 ， 人家總只怪著階級里的人 ， 并不怪著階級的本身 。這是社會的覺悟 ， 有一定的限度” 。然而到東漢中葉 ， 人們已普遍覺悟 ， 把朝政貪腐污濁的總根子指向外戚與宦官這樣的“特殊階層” 。在推動社會覺醒上 ， 清流名士的大聲疾呼與殊死抗爭起著積極的作用；而他們向外戚、宦官的斗爭 ， 就具有歷史正能量的作用 。
史稱 ， 順帝“委縱宦官 ， 有識危心” 。皇帝有危機感 ， 固然值得肯定 ， 但放縱宦官來奪回外戚的權力 ， 無異引虎驅狼 ， 則是絕對昏招 。漢安元年(142年) ， 順帝也認識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懲治貪腐 ， 整肅綱紀 ， 便親選八位“素有威名者” ， 分行天下 。八使猶如后世的欽差大臣 ， 也仿佛現代的中央特派大員 。這在當時絕對算得上大舉措 ， 史稱“八使同時俱拜 ， 天下號曰八俊” ， 朝野翹首引領 ， 期望值相當高 。據《后漢書·順帝紀》載：“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 ， 班宣風化 ， 舉實臧否 。”《后漢書》對他們承擔的兩大使命交代得比較原則 ， 對照其他史書便相對清楚 。所謂“班宣風化” ， 據司馬彪《續漢書》 ， 就是“其有清忠惠利 ， 為百姓所安 ， 宜表異者 ， 皆以狀上” ， 也即樹立正面的榜樣力量 。而所謂“舉實臧否” ， 據《資治通鑒》 ， 就是“其貪污有罪者 ， 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 說得淺顯點 ， 出使者倘若查訪到貪墨的官員 ， 凡是州刺史與郡守級別的方面大吏 ， 必須以驛馬快遞上報給朝廷懲處；至于縣級官員 ， 有權直接將他們就地法辦 。不言自明 ， “舉實臧否” ， 即懲治貪腐的地方官 ， 才是朝廷派遣大員出使的真實用意 。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 ， 多歷顯位” ， 官銜也都不小 ， 光祿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祿勛的副職 ， 相當于當時的副部級待遇 ， 由此足見漢順帝的懲貪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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