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長期不使用的網絡ID，互聯網平臺有權刪除嗎？( 二 ) 12月14日

“數字遺產”指逝者在網絡上留下的交流痕跡。隨著在線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如何處理數字遺產的問題也漸漸受到學界和大眾的關注。

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估計，如果臉書的用戶數量以現在的速度保持持續增長，到2100年該平臺將會積累49億個“過世賬號”；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這個數字也會達到14億。

龐大的數據對社交媒體平臺而言也許是壓力和負擔，但跳出這個天文數字來看，每一個不再點亮的賬戶背后都是真切的人類情感，寄托了更多親朋好友對逝者的追思。

在一些歐美國家，通過數字技術來協調葬禮事務、組織線上哀悼已經形成了初具雛形的商業模式，學界稱之為“數字殯葬業”（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然而，關于如何處理個人在數字空間的遺產，依然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倫理爭論。

目前的網絡規制大多認為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數據由平臺和用戶在同意的基礎上共同擁有和使用。這樣一來，用戶去世后，平臺就成為了數據的唯一擁有者。但對于過世用戶的親友而言，故人的社交平臺和相冊、家庭錄像一樣，是悼念他們的窗口。數字技術使昔日互動的痕跡被記錄下來，關于如何處理這些承載情感的數據，不僅要考慮平臺的運營成本，也要關懷用戶的切身體會。因此，前述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的研究者們提出，應當把數字遺產和線下世界的遺產同等看待。

網絡數據、倫理責任與身體隱喻

數字遺產的處理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卻又難有定論，除了個人生活已經被深深卷入網絡世界以外，更牽扯到數字化生存給人類帶來的哲學和倫理學挑戰。

瑞典學者Amanda Lagerkvist認為應當從存在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個人的數字痕跡，將這些痕跡的集合看作是我們在賽博空間的另一個“數字身體”。在這個意義上，數字遺產就不僅僅是關于個人的零碎信息，而是代表了人們在線上世界的存在方式。

《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N.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版

把數字痕跡看做“身體”這個大膽的論斷，首先來源于線上交往中各種關于身體的隱喻。對于社交媒體的深度用戶而言，他們的社交賬戶有自己的頭像、動態的視頻分享，以及各色自拍；他們通過表情符號表達情緒，傳達各種面部信息。用麥克盧漢的話來說，社交媒體就是這些用戶身體的延伸。

除了身體的隱喻外，“數字身體”概念還反映了人們交往方式的改變。通過數字平臺，物理空間的限制被大大縮小，相隔重洋的人們也可以通過網絡方便地交流。實際上，由于人口流動的加速，當代許多熟人社交都發生在線上。每天和你打招呼的好友，也許不再以面對面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互聯網上的“化身（avatar）”參與日常交流。即使多年不見的好友，也可以通過網絡保持頻繁的互動關系。當這種線上的交往逐漸取代線下的面對面聊天時，親友的社交賬戶就成了最常與我們見面的傳播主體。這樣一來，網絡或許不再是“虛擬”的空間，而是我們真實的悲歡離合發生的場所。

當然，對于許多人來說，社交媒體對我們的影響可能并沒有那么大。但是放眼傳播技術的發展，未來的VR、AR技術也許將進一步改變我們對媒介與身體的想象。就像《黑鏡》第三季“生死搏擊”中所描述的那樣，生活在網絡時代的人們應當思考：當媒介技術將人的感官模擬到極致時，我們的情緒究竟是來自天馬行空的線上身體，還是來自線下那副戴著可穿戴設備的軀殼？如此這般，線上的“數字身體”和線下的肉身究竟哪個更真實？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討論互聯網“失憶”對人們的意義，其實就是在探討人與技術、人與平臺的關系。所以，除了思考用戶如何回應這些“失憶”之外，誰有權決定互聯網的“遺忘”，才是問題的關鍵。

個人數據的“平臺化”，似乎天然暗示著互聯網公司對這些數據的所有權——互聯網公司提供平臺，個人出讓數據的使用權，看似是一筆公平而合理的交易。但是，如果我們回想前網絡時代的數據記錄技術，會發現這種對數據的商業利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

日記本的生產廠商不會要求擁有日記內容的所有權，生產相機的企業也不會把顧客內存卡里的相片占為己有。數據的“平臺化”與“資本化”相伴而生，既然網絡數據日益關乎歷史的社會化書寫和用戶的情感寄托，互聯網公司就不應該把這些數據簡單地看做他們的數字資產。數字技術方興未艾，對于數據使用、存儲和刪除的倫理之爭，在可見的未來還將繼續下去。